从纪念到日常 | 从三个案例讨论文化建筑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转变-建筑档案

*本文发表于《建筑实践》2020年第2期，作者：汤桦、赵鉴一。在此感谢《建筑实践》杂志授权发布本文，点击本链接，可了解更多《建筑实践》“文化巨构”特辑内容。

我们的城市正高标准地建造大量文化建筑。作为通过举办众多的艺术活动形式向市民大众传播文化以及提供文化教育的场所，它以大量的公共资源汇聚了种种元素：意识形态、思想、城市文脉、集体记忆、技术与人类智慧[1]……以一个人工构筑物映射、回应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协调与衔接城市形象与公共活动载体二者的角色关系。

对我而言，文化建筑应该是一个可以为多种行为活动发生提供可能性的场所，是一个可以让生活在城市中的大众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地点，它可以只要一把座椅、一张草皮、或者仅仅一块毫无遮挡的平坦空地，就可以任意展开不拘形式的活动。

在近几年我们参加的相关竞赛中，文化建筑在不同时期、不同城市、承担的不同角色呈现了持续性的变化：从树立城市新形象为目标，到走入日常，给大众提供更具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场所。云阳市民活动中心、璧山文化艺术中心和坑梓文化科技中心的设计实践，生成了三个各具典型特征的文化建筑，寄托了我心目中对于“适宜城市的文化建筑”的想象。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2]

“山水尺度”/云阳市民活动中心

2011年底建成的云阳市民活动中心地处重庆云阳新城。在几年之内高速建成的新城属云阳旧城因三峡工程淹没整体搬迁所至，一同搬迁的还有古迹张飞庙。崭新的云阳新城亟需一座沉淀当地历史文化底蕴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成为一个延续城市文脉、承载集体回忆的“精神坐标”。

项目场地位于云阳新城西侧的城市边缘，南面长江，北靠彭溪河，如同半岛，三面临水。作为一座千年来依水而生、傍水而居的城市，长江地景成为云阳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在景色壮阔的山水之间，建筑与场地周边风景之间的关系处理成为本设计的核心，场地原为一条伸向江水的浅丘，因为建造堤坝被破坏，形成一个山体上的切口。建筑在表现的形态上成为这个切口的补形，以完成原有地貌的格式塔。建筑形式顺应场地地势，“消隐”其中，将自身融入无限绵延的长江峡谷景色。依据场地既有地势，方案为市民大众塑造了一个可游走嬉戏、可看江水茫茫的城市广场，无疑它将成为这座新城的活力中心。为弱化建筑与城市广场之间疏离的边界感，我们以中国传统四合院的院落组合形式，通过九宫格的空间结构，以九个天井的方式介入到建筑中，模糊了建筑内外界限的同时引入自然光线。

©TANGHUA ARCHITECT&ASSOCIATES

城市公共空间以山水广场的身份与市民中心建立起良好的互动，两者作为有机整体一同融汇于辽远的长江峡谷之间，在为市民文化活动发生提供载体的同时，建筑作为纪念已逝去旧城的空间记忆点，根植于这座崭新的城市。

“城市尺度”/璧山文化艺术中心

璧山文化艺术中心建成于2016年，位于重庆绿岛新区，项目基地介于城市与自然风景之间，南临中央公园的人工湖，西接市民广场绿地。作为重要的城市节点，我们希望增加建筑与新城居民的日常互动，让这座文化艺术中心成为市民大众可随时穿越介入的开放性城市会客厅，营造令人产生归属感的城市空间，而不单是一座刻板的、仅承担使用功能的文化艺术中心。

方案形式的构想源自于对项目场地最初印象的延续，原始场地有三个彼此独立且大小各异的山丘，围合起来的中央山谷地带向四周舒展延伸，我们用抽象的建筑语言回应场地原有的自然山水环境，建筑体量依据场地原有地势对中央山谷地带进行切割，形成连通场地周边几个重要空间的路径，这些场地路径以及路径所构成的多边形公共平台与三个建筑体量有机连接，形成具有三个方向性的“空”的开放空间，一同构成可深度参与、富有生机的文化艺术中心。

©TANGHUA ARCHITECT&ASSOCIATES

璧山文化艺术中心，我们将城市公共空间吸纳为建筑整体的一部分，面向城市打开建筑的边界，减弱了建筑因固有边界的存在带给人的疏离感，让人们在无界空间中更加自由的穿行游走，为市民大众带来了更加丰满且友好的建筑空间体验，同时建筑也因为民众随时、随机、任意活动的介入激发了自身的活力。

“邻里尺度”/坑梓文化科技中心

深圳近年来文化发展迅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公共文化设施已经深入到市、区、街道、社区各级，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2018年11月，为推动坪山文化事业的发展，深圳市坪山区政府举办了坑梓文化科技中心的国际投标竞赛，希望打造一个辐射坪山区及深圳东部地区的文化科技中心[3]，我们参与了这个设计竞赛，最终方案在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并被选为实施方案。

坑梓文化科技中心位于坑梓街道的光祖南路与丹梓大道及吉康路交汇处，这是坑梓街道新旧城区的交接位置，用地南侧代表着坑梓的未来，为满足机动车、工业化为目标的城市规划，它拥有更加现代的城市结构，规划出了整齐划一的城市结构。用地北侧是坑梓历史的根基，拥有大量的密集小尺度的自建“城中村”，街道十分密集，建筑大小不一、高低错落，拥有完美的城市肌理和宜人的空间尺度。更可贵的是，在这里还保存着深圳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16座客家围屋。项目场地介于南部工作与北部休闲生活这两种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之间，如何巧妙的架构起两者之间的关联，成为方案设计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TANGHUA ARCHITECT&ASSOCIATES

场地东侧紧邻开敞的光祖公园界面，西面紧凑密集且小尺度的城中村建筑群，在场地两侧这种极度开敞与极度密集的冲突中间，我们希望通过营造一条街，去激活整个社区。这条街取用广东传统春节花街的概念构想，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连续场景。

海杜克在他的作品中定义“面具”为一种介于建筑和构筑物之间的设计，成为限定、标记、连接空间的媒介。我们所营造的这一条花街就是这样的一系列“面具”的有机组合，它们可以是城市的节点——牌坊、石狮子，是广场、剧场与运动场；是城市家具；也是路灯，是绿植。是城市生活中故事发生的背景和舞台，是邻里尺度上的公共空间。以此塑造多层次的街道空间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民俗长卷，带给人强烈的期待感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引导性，将民众吸引到城市的街道空间。街道空间还成为彼此对立的城市肌理下一种公共释放的阀门，提供了可识别的结构，并可以按照民众的需求对“面具”的构成元素进行灵活地调整[4]。自此，历史悠久的客家围屋，先进的未来工厂；宜人的林间小路，舒适的高速列车；传统的日常生活，汇聚文明的文化馆、科技馆及公共檐廊，他们都在这里相遇，这里是坑梓的花街。

©TANGHUA ARCHITECT&ASSOCIATES

坑梓文化科技中心深入邻里尺度的花街，打破了建筑与城市公共空间两者之间原本固有的硬边界，公众文化活动的生发地由原本仅局限于建筑的内部空间拓展至整条花街系统，为市民大众营造了既亲切又友善的文化活动空间，让参与人群更加多元、让文化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孩子们在这里嬉戏玩耍、相互打闹，青年人一同散步看展、弹唱舞蹈或在咖啡吧中拍照发呆，老年人围坐一团下棋观棋、跳起交谊舞或者只是坐着谈天叙旧，所有人都可以在这条花街上找到自己内心的钟爱。花街上各种人的活动以及有机会亲身体验丰富的文化氛围是它最诱人之处[5]，花街的营造，让文化建筑以最自然且最日常的姿态融入大众生活。

结语

云阳市民中心，以纪念的形式塑造了新城的标志，为市民提供了一方可静心驻留、可随意畅游的城市广场；璧山文化艺术中心，将城市公共空间融入建筑，通过不被束缚的民众自在活动的介入建构起富有活力的城市会客厅；坑梓文化科技中心，花街的营造让建筑融入城市街道系统，各种或依照秩序或随机，或平民或高雅的活动都在这个城市舞台上轮番演映，它以贴近大众生活最为日常的形式，激发了整个社区的动力，唤醒了属于城市的缤纷记忆。

从“山水尺度”到“城市尺度”再到“邻里尺度”，文化建筑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亲和、友善。文化建筑的角色从纪念走入了日常，文化建筑标榜城市形象的责任渐弱，但作为公共活动载体与大众的互动性却渐强，两者之间从最初的“疏离”到如今的“无距离”，公共文化活动的发生场所也由“单一、封闭”的建筑室内空间走向“多样、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大众与文化建筑之间从可观可游走，到可穿行可随时互动，再到可随心意选择丰富缤纷的文化活动，文化建筑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原本固有的硬边界逐渐被打破，开始“真实”的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未来，文化建筑依旧会以各种形式在各城市的各角落上演，但文化建筑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与市民大众之间的亲和与无距离会一直延续，让文化活动可随时随地发生，真正的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汤桦.文化建筑[J].城市建筑,2009(09):3.

[2]伊塔洛·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M].张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9.

[3]坑梓文化科技中心设计招标项目任务书 2018.11

[4]柯林·罗,弗瑞德·科特.拼贴城市[M].童明,译.李德华,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62.

[5]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33.

主持建筑师：汤桦

云阳市民活动中心项目组：

刘昌萍刘欣胡静张光泓杨宁张凌云吴云辉

璧山文化艺术中心项目组：

陈国文邓芳汪田浩

坑梓文化科技中心项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