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丨陆轶辰】无国界的设计实践，以全球视野重新定义中国当代建筑实践-建筑档案

【建言】：建其筑，言其道，Roca艺术廊联合建筑档案，推出的内容栏目。通过视频、图像、声音多重方式展现，聚焦在场的设计言论。专注于城市现象的研究与持续化讨论，结合城市观察者与建筑思考者的洞察，同筑在场设计，共享建设新知。

本期嘉宾

陆轶辰，Link-Arc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及主持建筑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于耶鲁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2012年在纽约创立Lin-Arc建筑事务所，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建成的文化与教育类建筑作品。现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于意大利米兰理工建筑学院、美国雪城大学任客座教授。曾获日本2006年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技大奖一等奖第一名，美国建筑实录杂志评选的2015年度“全球设计先锋”，2016中国建筑师协会建筑创作奖金奖、2019与2022年度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2022年度美国AIA注册建筑师协会纽约分会设计奖等国内外权威设计奖项。此外亦多次受邀在国际建筑会议以及国内外大学建筑学院进行演讲，包括：获邀参加2016年哈佛大学建筑学院“走向批判的实用主义：当代中国建筑展”、2018年耶鲁大学建筑学院“亚洲校友十年回顾展”，以及AIA纽约建筑师分会的“跨文化建筑：中国先锋”论坛，并代表中国建筑师进行讲演。

2015年，陆轶辰代表清华大学主持设计了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作为第一次以独立自建馆的形式参与在海外的世博会中国馆，获得了世博展馆遗产大奖杰出奖一等奖，以及国际世博局颁发的2015年米兰世博会大模块建筑设计铜奖，为国家获得了国际声誉。

我在上海、北京、纽约三地都有长期工作、生活的经历——上海十八年，北京九年，纽约十九年。出生在上海，18岁到北京读大学并开始从事设计行业，但真正明确职业方向，接受建筑学专业的训练和培养是在美国耶鲁，最后于2012年在纽约开设事务所。这三个城市对我来说都很重要，记录了我成长和职业发展的轨迹。

2020年我们决定开设上海分部。把分部开设在上海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方面，上海这座城市与纽约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的地方，对于我们事务所有留学背景的同事来说会更适应些；但另一方面，出生在上海的我对这座城市有种过度熟悉导致的莫名疏离感，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近乡情怯吧。

▲ Link-Arc纽约办公室与团队

因为Link-Arc总部设在纽约，我时常需要在中美之间穿梭往返，疫情前最高峰我甚至需要在一年内在中美之间往返十七、八次，反复地被不同的文化冲击，我觉得很有趣。我，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的成长，都受惠于当时全球化的浪潮，也是真正信仰全球化和平等、开放的国际次序的一代建筑师。在求学的年代，我们也是看着我们的老师像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托德·威廉姆斯（Tod Williams）、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他们满世界飞，在不同语境中进行超越地域性的实践，耳濡目染，所以我从来没觉得距离会限制建筑师的实践。

从长远来说，全球化和更多的开放合作无论是对建筑行业还是其他行业都是有益的。面对当下反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浪潮，建筑师能做的是在每个项目中更多地表现出对社会性与开放性关注，而不只是喊一个简单的口号。

▲ Link-Arc上海办公室

在找上海办公室的时候，同事告诉我在四川中路邮政局旁边有个办公室招租，这事儿特巧，可谓因缘际会。小时候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学自行车还是在旁边四川路桥上学的，练车下桥时还摔了个大马趴，因此对这座桥深为敬畏——打心眼里觉得它十分高大。2021年办公室搬过来，我还特意再去看那座桥，突然发现它其实不高甚至有些矮小滑稽……其实苏州河也不是我小时候的苏州河了，更“洋气”了但却很陌生。在上海开设事务所分部还蛮有压力的，当然，这种压力也会变成动力：说得有趣一点，我在这边跌倒过一次，就一定要在这里爬起来。

我在弗兰克·盖里洛杉矶的事务所工作过多年，那里的环境和家具用的都是胶合板（plywood）。我们纽约和上海事务所的风格同样保持了一致，都使用了简洁的实木家具，没有太刻意地去做设计。做完办公室的基础硬装后，我们从纽约运回了一批过程模型过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日本模型师傅做的。因为我们平时在研究、推敲设计时也会做大量的过程模型，差不多一年时间，上海事务所的模型已经摆满了，纽约事务所更是连吊顶上都做满架子，把模型堆在上面。

Link-Arc纽约和上海办公室的风格设计都保持了一致的特色——没有封闭的房间，无论是办公空间还是会议室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没有领导办公室，没有所谓的等级——我们追求平等、开放的办公室设计。从办公室主入口望向把角，视线能穿透过窗户看到远处的浦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最大化视野，让办公室显得更通透，大家在这里办公都是非常开心和开放的状态。

▲ Link-Arc上海办公室办公空间

很多人问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在纽约站住脚的华人建筑事务所？那肯定不是，纽约乃至全美最成功的华人建筑师只能是贝聿铭（I.M. Pei）先生。在研究生院二年级时我跟随央视采访，作为翻译见到了贝先生，我在耶鲁的导师Tod Williams很好奇，问我，你是怎么联系上I.M. Pei的？他告诉我：你要珍惜，能与贝先生沟通是一种荣幸——那时候我才理解，原来美国的建筑学院里不谈I.M. Pei，不是因为他的东西太旧，而是老先生的辈分太尊崇……

每一代建筑师都有自己的使命。对于我们这一代留美的建筑师而言，国际和本土建筑师的分野不再那么明确。虽然设立在纽约，但从一开始Link-Arc就没有把自己简单定义为一个中国事务所或美国事务所，我觉得这个身份并没有那么重要。我在耶鲁最后一年的导师是盖里，课题是纽约林肯中心爱丽丝·杜莉音乐厅（Alice Tully Hall）的改造。盖里从不给我们上专业课，就带着我们满世界听音乐会，去柏林爱乐（Berlin Philharmonic）、荷兰(Concertgebouw)、波士顿爱乐（Boston Philharmonic）、纽约爱乐（New York Philharmonic）、洛杉矶迪斯尼音乐厅，我见过他如何会见业主，如何跟那些著名的音乐家、指挥家沟通。他跟我们说，设计没有国界，只有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音乐厅才有可能设计出最好的作品。

对Link-Arc而言，无论是总部设在纽约还是中国，都是以中国建筑师的身份去实践的，希望能够真正通过我们这批建筑师的努力在国际上重新定义中国当代建筑实践。让全世界的受众和建筑行业内部知道中国建筑的先进性和对于城市发展的企图心，而不只是乡建或是一些砖瓦的传统符号。至于事务所的基地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方法和视野。其实纽约本来也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城市，它更像是世界的大都会。

▲ Link-Arc办公室工作场景

Link-Arc的发展大概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12年至2016年，是突破和激情燃烧的阶段。我们在2012年于曼哈顿开设了事务所。很幸运地在2013年10月，我们作为设计团队的一分子代表清华大学赢得了米兰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竞赛，作为主持建筑师负责了这个重要项目的建筑设计工作，并2015年建成。

事务所的这个阶段，我们的团队不大但每个作品都极具实验性。比如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也实现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中国在海外建设自己的国家馆；第一次中国在当代建筑中使用胶合木材料；第一次在大型展会尝试开放性的三明治屋面构造系统；也是第一次在这么重要的项目中把大量的结构暴露，并取消空调以节约能源……现在再看，中国馆可以坚持保留那么多实验性的材料、建构和空间思考是很难得的，其中有业主和清华大学团队的支持，有运气的成分，也可能和我们当时的团队孤注一掷一定要把项目做好的劲头有关。

▲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 © Sergio Grazia

▲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室内 © Hufton Crow

第二个阶段是2016到2019年，是事务所积累与沉淀的阶段。经历了2015年的喧嚣，我们团队也自我反省了下，希望可以沉下心把手里的一些项目建成、做好。这个阶段的作品包括了：华润档案馆、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科华学校、南京湾艺术中心、亚运村展示中心、武汉长江中心等一系列中型的文化公共建筑。它们有明确的使用需求，不再像中国馆一样是临时展览建筑，而是要经历时间考验的重要建筑作品。

▲ 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科华学校 © 苏圣亮

▲ 华润集团档案馆 © 苏圣亮

▲ 南京湾艺术中心 © 吴清山

▲ 杭州亚运村展示馆 © 吴清山

▲ 武汉长江中心 © 吴清山

第三个阶段是2020年至今，横跨了疫情的几年也是充满变革与蓄势的阶段。因为项目落地的需要，我们开设了国内的分部，同时也通过竞赛中标了更大型的公建项目，并开始落地实现。正在设计与在建的项目包括了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学校、展览馆等。这些大项目的时间战线拉得很开，沟通和协调比设计的工作量更大，对团队也是极大的考验，大项目也给予了建筑师更多去参与城市、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人们经常会把做建筑这件事说成盖房子，实际上在建筑学中，房子和建筑是两件事。纯粹满足功能的是房子，可以满足人精神需求、在更高境界上有追求的才是建筑。Link-Arc追求的是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房子，不仅是简单的功能问题或精神需求，而是将其结合。举例而言，在设计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设计去改变在学校中师生对于教育和学习的理解，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这无疑比纯粹的美学或精神性需求更具现实意义。目前在深圳的龙华鹭湖三馆和文学艺术中心等公建项目中，我们设置了大量的公共广场、室外剧场，以及市民可达的集聚空间，希望更多居民可以更多参与这些建筑。克制建筑师自己的表达，把一些建筑师的过度追求往后放一下，更多把实现社会性、市民的参与度和生活体验放在更靠前的位置，真正实现让居民生活与快速发展的城市的和解——对我而言这是更重要的工作。

▲ 深圳文学艺术中心 © Link-Arc建筑事务所

近期Link-Arc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在建项目。深圳龙华鹭湖文化三馆项目，在2017年底中标，我们是全过程设计包括了十几个专项。无论是建筑结构、材料、空间，还是周边的城市景观，我们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其设计周期非常长，之前近六年半的时间一直在深化图纸，近期开始施工。2025年建成后的鹭湖文化三馆，将成为亚洲最大的覆土类文化项目，它包括一个1200座的大剧院、一个800座的黑匣子剧院、一个图书馆、一个美术馆，地上地下共18万㎡，包括大量公共空间和室外活动空间、下沉庭院。

▲ 深圳龙华鹭湖文化三馆 © Link-Arc建筑事务所

这个项目最开始的规划非常消极，几条大路把整个场地切分开来，把马蹄山一侧挖平来建三个文化馆。竞赛阶段，出于保护山体完整性的考虑，我们提出把整个马蹄山公园一直延伸到水边，让整个屋顶变成山体的一部分。从水边看去，呈现一系列严谨而丰富的建筑界面；从山顶上看，整个建筑会消失在一片自然当中——建筑界面与自然能够形成融洽的连贯关系，从而让山水重新相逢。除了室内非常丰富的空间之外，我们还设计了一条在建筑体块之间若隐若现的流线。居民不需要买票，甚至不需要去看剧，也可以在整个建筑的“缝隙”中“爬山”，享受整个建筑并参与其中，体验步移景异的穿行空间。

其中这个极窄的穿行空间被我们称作“一线天”，可以一直向下通至下沉庭院。整个建筑和景观是融合在一起的，没有僵硬的边界。无论是这些大面积的下沉式平台也好，小庭院也罢，还是阅读空间，我们的景观设计和室内设计都衔接得非常密切。深圳的自然状况极佳，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设计，尽量让整个沿水区域形成自然、优美的都市生态环境和静谧的景观。

三馆的内部我们采用了一系列有张力的设计，在极为狭窄的空间中“掏”出公共空间，让光影和游客穿行在公共空间中。

目前Link-Arc在深圳还有两个在建的学校：深圳罗湖翠竹学校与前海桂湾学校，都会在今年建成。深圳罗湖翠竹学校是个超难的学校，在罗湖区密度最高的地区，我们需要设计一座40个班的翠竹学校，周边密布着中学、住宅、工业园区和高密度住宅，我们以层层退台的方式，在高密度城市里，梳理出一个梯田一样的新校园。

深圳前海桂湾学校场地条件很好，位于整个前海桂湾地块的核心区域，但由于场地东西窄、南北长，受限于400m跑道的需求，只能把教学楼设置在场地北侧。我们用一座逐级抬升的“知识花园”把整个北侧的中小学教学楼串联起来，花园下是高大的架空学习空间，一座榕树光井把建筑各层在剖面上联结起来。

最近我们在顺德也做了个很有趣的湿地博物馆——场地附近有一座被称为“鹭鸟天堂”的鹭岛，上面有几万只白鹭在岛上栖息。我们把我们的博物馆藏在了一片落羽杉林背后，把一些方管体量摞在一起，形成四个高度不一的“取景器”，参观者可以在取景器里观测鹭鸟，同时避免对鸟类的打扰。

建筑设计行业之难在于它过于“硬核”，每个项目所需要的资本（capital）都很大，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尤其难捱。2008年，我在洛杉矶的盖里事务所工作，那年恰逢美国的次贷危机。几乎一夜之间，洛杉矶和纽约的那些外籍建筑师朋友们几乎全都失业，一片愁云惨雾。虽然当时我成为了弗兰克·盖里事务所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外国建筑师，但也可以想象次贷危机对于刚开始在美国实践的我的冲击力之大。

建筑师独立执业本身一定会充满挑战。事实上，从2012年起，我们每年的关键词都是“活下来”。在纽约就更不用说了，那里的事务所竞争更为激烈——全世界最好的事务所都会在纽约成立办公室。这也并非坏事，一方面它有相对完善的建筑师培养体系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另一方面环境会逼着你不断学习和超越自己。这波建筑师中真正在纽约开设事务所并且坚持下去的，或许Link-Arc是极少数幸存者的其中一个。

我也见过像盖里、霍尔这样的建筑师面临经济危机时的选择。在经济环境不好时，有一次开会斯蒂文问我们愿不愿意做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我们说哪怕少拿点工资都不想做。正好过了一周事务所接到了一个博物馆的委托，斯蒂文说太好了，终于不用做购物中心了——哪怕甲方的预付款都快到账了，他还是不想做那些玩意儿。其实是你说“No”的那些项目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建筑师，而不是你说“Yes”的那些项目。

这两年国内的建筑行业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即便如此，其实现在在国内这边实践压力还远远比不上在纽约的困难。从Link-Arc建筑事务所创立的第一天，生存的压力就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困难在今后可能是中国独立建筑事务所的一种常态，也是事务所保持原动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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