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建其筑，言其道，Roca艺术廊联合建筑档案，推出的内容栏目。通过视频、图像、声音多重方式展现，聚焦在场的设计言论。专注于城市现象的研究与持续化讨论，结合城市观察者与建筑思考者的洞察，同筑在场设计，共享建设新知。

本期嘉宾

阮昕，国家特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居环境学部副院长、建筑系主任（2004-2018），悉尼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2002-2004）。现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建筑评论家委员会 (CICA)委员、美国建筑历史学家学会(SAH)会员、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长聘教授（2004-2020）、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2020- ）、同济大学顾问教授。任第18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2019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双年展建筑策展人 。

学术专著包括：Confucius’ Courtyard (Bloomsbury, 2022),《浮生·建筑》 (商务印书馆, 2020), Allegorical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New China Architecture (Periplus/Tuttle, 2006), 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 Reflections on Twentieth-Century Human Habitat (Rountledge, 2007, 合著), Skyplane (UNSW Press, 2009, 合著), Hand and Mind (UNSW Press, 2018, 合著)。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项目照片系首次发布

2018年底，我从澳大利亚回国任教，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转眼已有五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生不能说发生了巨变，但至少展开了更大的想象的空间。交大具有国内一流的办学条件和科研资源，同时也有设计学科的历史渊源，我所在的设计学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设计学院的目的是把城市、建筑、景观、植物、生态、工业、艺术、视觉传达等诸多领域的设计综合到一个设计平台之上，构建一个广义的设计学科。设计学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平台，希望容纳一流学者、科学家、设计师、学生等多元群体构成的社群（community）。有幸的是，近年来我们吸引到了一批非常有成就的中青年设计师和学者，为学院注入了新的动能。我个人认为，交大设计学院的五年历程建立了一个高起点。

此前，我在国外已经学习、工作近三十年，主要从事大学行政、教研和设计实践工作。我一直在寻找对设计的定义——在我看来，设计是一种技艺，是为生活添彩的令人陶醉的技艺，设计有意思之处也正是在这里。而技艺的传承需要师徒制的学习模式，因此丰富多元的师资是非常必要的。需要强调的是：就像医学院教授外科手术、音乐学院教授大提琴一样，建筑教师首先自己要是实践者。

正是基于这个认知，我们开展了实践型教学，让同学们了解到无论哪种设计，都需要实践先行，而有品质的实践是在理论支撑之下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学院理念：“体用并举，设计大义”。我也希望以此来表明，设计根本上是一种道义的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 曹一丹

最近我和上汽总设计师邵景锋，还有一位游戏设计公司的老总分别有过讨论，汽车和游戏的设计80%左右是技术问题，剩下的20%是艺术设计。技术我们国内已经做得很好，甚至有超越西方国家的地方。中国的电动汽车势头迅猛，在中国已占领近40%的市场份额，在欧洲也遍地开花。但汽车的文化和象征性，则是艺术设计。中国汽车设计在这20%里还大有可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设计，我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而且我们如今还要面对AI和ChatGPT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面对挑战，开始我心里会有点恐慌，后来心态摆正变得坦然。正如孔老夫子说的，“君子不器”，人才培养才是大学真正的职责。不少学校的人才培养，培养的基本上是技术人才，而这些人的工作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大学的人才培养，尤其是顶尖大学，造就的不是专业技术人才，而是全面发展的“通才”。只有通才更有可能会实现“跨界”。当然，今天大学培养的通才可能不是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通识教育在欧洲中古时期是人文教育，而17世纪现代科学出现后，19世纪工程技术进入大学，在美国开始出现文理学院，以完成通识教育。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大学的建立。

交大前身是南洋公学，工程技术进来后，上海交大上世纪初被誉为东方的MIT。后来受前苏联影响，我们进入大学的专业教育阶段。但交大培养的仅是专业技术人才吗？显然不是。交大培养人才的定位不仅是一流的建筑师、工业设计师、机械工程师、海洋科学家等等，而应该是治国英才、学术大师、行业领袖、文化精英。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 苏圣亮

交大设计学院致力于高品质学科的发展，的确应该为设计行业培养多元人才，但与此同时存在局限。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需要谋求生存发展的学校大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像是英国顶尖大学牛津、剑桥、UCL，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等等。问题主要是源于公立大学有大量政府资金的投入，所以学校需要对资金的去向加以说明解释，从而出现了大学管理层，要看项目的质量，需要有评估体系，这也引申出了行业质量把控（quality assurance）。但是做管理的人不是建筑师、艺术家、海洋科学家、机械工程师，所以必须将其抽象量化，产生一系列量化的评估体系，这就会对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产生一定的局限。即便如此，我们也应积极应对！

正是因为公立大学所带有的大学量化管理，由此而造成对原创和破界的局限，特殊才华或许得不到施展。所以我们需要反思，身处这种环境中需要有教育特区、研究特区，尽量扶持创造的可能性。

▲上海交通大学北鲲园 © 苏圣亮

我在国内国外的工作内容当然有些不一样，国外以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为主，做少量实践；回国以后设计实践增多，近年在上海交大完成了一堵300m长的墙园“北鲲园”和设计学院大楼两个项目，实践也更多地成为了我学术研究的延伸。

▲上海交通大学北鲲园 © 苏圣亮

设计学院的大楼项目，我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将原有一组对称的三幢平行楼宇想象为一个既是中国的庭院，又是古罗马的院落，通过将建筑缝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空间序列。我选择将中国院落建筑作为庭和堂，古罗马的建筑作为公共的前厅（atrium），然后接续有“后花园”（peristyle）因前楼底层是画廊和评图空间，整体来看建筑的层次于是从比较实的基底慢慢地变成了上层比较空透的体量。

另外，交大有约定的“交大红”的整体校园环境，所以我们用了不同饱和度的红作为外立面的色彩。整个立面是对称的，一边是报告厅，一边是演播厅。报告厅的前厅是一个交流空间，当你走进去就会产生某种仪式感，设计成折扇形也有效地防止了西晒，光尽可能从东南方向进来，在这可以看到西立面的色彩变化，质感也从粗砺变得细腻，由弧形朝南的窗从上而下交织呈现。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 苏圣亮

建筑不止用来看，需要去感受、去阅读，其颜色、质感、气味。最理想的当然是上升到意识层面去体验和鉴赏。当我们阅读理解立面，会看到由窗洒进去的漫射光，是和一楼作品展示以及上面楼层教授老师办公室的进光量相匹配的，能够看见“古典”构图的源头。

如今很多画廊设计为了避免直射光，把自然光完全屏蔽掉，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光。但其实建筑的设计任务之一就是驾驭自然光。我们这个画廊的光是通过建筑手段有所控制的自然光。沿着光线体悟，可以感受光线带来的体积感和质感，像是17世纪荷兰绘画里面的光线。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大堂原有的建筑全是钢筋混凝土柱子，梁上是玻璃顶，周边敞开，空间看起来很开敞，但夏热冬冷。我将它变成一个室内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城市空间：老师的办公室对着城市广场。工程木结构的屋架是对取而代之的钢筋混凝土提出“灵魂拷问”！钢筋混凝土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大量使用，耗材不可持续且耗能巨大，还存在着钢筋锈蚀问题给结构带来的风险，是建筑巨大的隐患。因此我们采用可再生环保材料——胶合木，通过金属链接，组合成中国式的“编木拱”屋架，表达着一种可持续性。这既给未来的设计师传递一种信息，也是对“双碳未来”的一个具体建筑尝试。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 苏圣亮

大堂也是一个公共剧场，可以做演讲、办展览、开party，学生们围坐在这里交流学习。同样一种“编木拱”结构，重复三次，将柱子与柱子连接起来，再将柱子与原有建筑体连接起来，最后形成系列由南面采光的拱顶。日光主体漫射进入，少许直射光可以作为时间的记录仪。从早到晚、一年四季会变幻灵动。“被动式”大堂基本原则是冬暖夏凉。如果走在各层环大堂的“游廊”（ambulatory）里，会看到走廊与房间到大堂变化的关系。像是在威尼斯走街串巷时转角看到圣马可广场，有一种偶遇邂逅的惊喜和中国园林里的移步换景。但每一刻都有小尺度空间和人产生联系给人亲近感受：柱子和台阶可以带给人依靠，整个空间会有一种松弛、舒适的亲密感。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 苏圣亮

不言而喻，所有的设计是经过策划，但并非完全是经过计算出来的。许多柱子是原来的结构，但我们将柱子和原墙体分离开来单独成为构件，于是它们可能会成为你空间里的物品，成为日光、视线和触摸的载体。

我不是职业建筑师，但在整个大楼的构思和设计过程中，和我所做大量的行政工作一样，都是我的研究型实践。我把这个过程作为一种持续探索问题的案例：比如说大家做设计的方法，通常从造型、场地、功能和使用分析入手…如果完全不这么做会如何？以此为尝试实践，结果自然不同。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 张益凡

第18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展览以“更新·共生”为主题，并非如传统建筑展以展示建筑作品的图纸模型，将它们“殿堂化”供大家致敬，而是把系列“作品叙事”整合进流动的空间里。从威尼斯军械库来到最深处的中国国家馆，柔和的内光自50余幅巨大“卷轴”中透出，这里的每一个柱子都是一个卷轴，作品就像中国古代摆放展读的字画一般。每个作品都放置在柱子凹进去的龛里，“永嘉路口袋公园”“幸福里街区”“上海交大闵行北鲲园”……来自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生活和环境被微观定格，与威尼斯发生着时空交错。当观众走进廊柱感觉像穿行在城市中街巷一样，有可能感同深受经历着上海40年发展的故事，看到人口从1000多万增长到2500多万，而人均居住面积却从四、五平方米到三四十平方米的变化。

观赏的过程应该升华为阅读的过程。我们参照着中国式的“读画”方式去设计了整个展览的观看过程——展开卷轴的同时将另一边收起。在这里没有观展序列，让观展如同漫步。可以选择随便看看或偶遇，龛里的作品很小，因此需要更加仔细地去阅读。而且其材质是粉红色半透明像玉一般的塑胶，以至于让人质疑它的真实性，实际上它的抽象，是一种我们追求的“再现（representation）”。

▲第18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室内 © 章鱼摄影

在这个空间阅读着缩小版的建筑与城乡环境，想象的过程触发感知和思维发生无数次化学反应的可能性，这才是有意味的艺术创作。我们谈建筑自然要谈建筑的材质、颜色、体量的丰富性，而单一色调的抽象建筑模型，如黑白水墨中的墨色，会激起五彩的想象。

威尼斯的国际建筑双年展像是一个马戏团，每个展览，如同笼中的野兽，都在竭力呈现展示自己的个性特色，仿佛是我们城市建设都在力图展示明星建筑师设计的奇观和标志性建筑。但这到底能不能给城市带来魅力？我最近和一个美国教授合作一个城市设计时讨论，他说现在做那么多标志性建筑，就像往水中加水，越做越淡化，反倒更会产生千城一面。不过这是否意味着上海和成都一样，自然不一样，就像我们在上海吃的一碗面，它的汤料浇头到了温州、昆明，都会有不一样。所以千城一面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不是问题，让观众体悟到文化的差异性和地域性，才是我们做展览的目的——于是我们要讲上海故事，中国故事。

▲中国国家馆室外装置“宜居·迷”© 章鱼摄影

现如今，“设计思维”似乎已走出设计领域而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显学。大家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里一位工程师所提的激发学生创造性的设计思维的愿景，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学院，但并没有学生，所以各学科学生都可以来“设计思维”的课上探讨。后来也有哈佛大学的一些建筑学者提出，设计思维在建筑里是一种特殊思维方式。

我建议视“设计思维”为新时代的通识教育。所谓“设计思维”，一方面，是理性思维。如果你要解决喝汤和吃饭的问题，想到有一个小碗加上一个手柄，设计出来一把勺子，它是理性思维，你可以一步步的推理出来。换言之，设计就是算计，是一种“营生处事”的手段，即解决问题。这把勺子通过理性和计算设计出来了以后，你发现勺子的社会文化属性非常复杂，它用金银来做跟用竹木来做不一样，就像英文里说一个人出身显赫，“含着银匙子出生的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the mouth）”，这具有象征意义，属于“修辞成章”。这两方面交织共同形成了设计思维。不过“设计”一词在中国古代带着贬义色彩，形容人工于心计。但梁漱溟先生提醒我们所说“人心莫测”。设计思维是一件多么有趣、刺激的事，正因为修辞成章的部分和感性相关，难以计算和可计算部分就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上海交通大学北鲲园 © 苏圣亮

我对文化人类学情有独钟。早年我和一位加拿大教授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工作，以民居为触点，调研背后的民俗民风和文化传统。当时受所谓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的影响，也对这些兴趣倍增。在这里才慢慢感受到物理世界和人的关系才是设计的意义所在。我一直认为文化人类学视角的思考对于设计很重要。如果一个房子、一个空间无法和人产生互动，那么这个物就没有任何意义。

回望历史，无论是古罗马城还是元大都北京城的建立都是通过仪式和人建立了一种有意味的关联。如果我们只是把设计作为视觉艺术或者造型艺术毫无意义，只有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才有可能看到人居环境和人的有意味关联。但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没有意味的所谓艺术，为何还在做？我们往往认为创新是指向未来的，而事实上所有的创新都是建立在对过去的想象之上：孔夫子述而不作，为“黄金时代”周朝画出“复原”的施工图，也为未来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建立了想象和创新的基石；宋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青铜器的模仿；古罗马是对古希腊的一种想象崇拜；文艺复兴是对古代世界的再创造… … 而结果都是超越与极致。所以人和环境的互动一定有基础，一定有来源。想想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什么东西都出现过，而当我们在艺术创作中指望创造出没出现过的东西时，忽略了“过去完成时”。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走廊空间 © 苏圣亮

图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建言思想汇之阮昕

合 作 方 ：建筑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