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年11月30日晚，就在我乘坐的航班离开法兰克福，飞过云端后不久，冯·格康先生的灵魂升入了天国。很多人获悉他去世的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尽管童年不幸，但整个人生非常精彩。

马国馨院士在得知冯老去世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在院士群里通报了大家，并向我发出了唁文。在深深的感动之外，还是有一些意外，因为马老和冯老虽然在一些场合遇到过，例如广州电视塔方案评审以及国博改扩建专家会，但两位老先生没有过多的私交。今年9月份和马老互致中秋问候之时，他提及自己写了一篇关于gmp和冯·格康的文章，但还没有录入。前不久，我们内部在讨论以什么方式纪念冯老去世一周年时，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向马老求稿。马老欣然应允，并在凌晨做了修改。拿到这篇文稿并阅读后，我心中的那个“意外”也终于找到了答案。马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注意到了gmp，并作为建筑师、评审专家在一定的距离外一直观察着gmp和冯老，而这种观察和分析也正因为二人没有过多私交而更具客观性。马老文中的很多视线和角度是我之前不知道的，这令我对已经服役超过23年的gmp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冯老去世一周年忌日时，马老的文章是对他一种具有专业角度和历史维度的纪念，谢谢马老！

gmp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兼执行总裁
吴蔚

冯·格康先生，2019年9月 © 马国馨

2019年9月24日中国建筑学会在中国科学会堂举行第九届梁思成建筑奖颁奖典礼，德国建筑师曼哈德·冯·格康作为第二位获得此项荣誉的外国建筑师，也是第一位获此荣誉的西方建筑师，领取了奖状和奖牌，并在会上发表了学术演讲，时间不够了，让他觉得意犹未尽。当时他的传记《寓变于一》的作者于尔根·蒂茨以“身在汉堡，心系中国，曼哈德·冯·格康——跨越两种文化的建筑师”为题写了关冯·格康生平的简短介绍文字，在文中提到：“进入中国以来，他在德国和中国均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和冯·格康接触过的人都能够很快意识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对他的成功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他又是多么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他对中国传统的珍视在中国最重要的建筑项目之一——紧邻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中找到了最贴切的表达。”

冯·格康先生领取梁思成奖 © 马国馨

那一年冯·格康先生84岁，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参加了典礼，之后因疫情和健康原因，没有再到中国来过。不想刚刚三年过去，在2022年11月30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享年87岁。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我马上给gmp公司中国地区负责人吴蔚先生发去了唁文：“惊悉冯·格康先生不幸去世，十分悲痛。冯·格康先生为中德建筑师交流，为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为中国建筑师所尊敬，他作为梁思成奖的第二个国外获奖人就是明证。我也在多个场合遇到过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悲痛的时刻，谨向贵公司致以慰问，并望向冯·格康先生的家属转致慰问。冯·格康先生千古！他的作品将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并同时发去了若干张我拍摄的冯·格康先生的照片及吴总与冯·格康先生的合影照片。

冯·格康先生领奖后的报告 © 马国馨

冯·格康先生在领奖会上 © 马国馨

冯·格康先生与吴蔚交谈 © 马国馨

不到一周之后，又看到了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12月2日给冯·格康先生家属的慰问信，在信中总统说：“曼哈德·冯·格康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他的建筑艺术在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影响深远。”“共建一个人们能够和平、幸福地共同生活的世界正是曼哈德·冯·格康一直以来的心愿。作为作者和大学授业者，他也一直强调建筑师对社会生活质量的责任。我们也可以在未来学习他对形式和空间的感悟。在气候变化和城市不断发展的今天，他对建筑以人为本的呼吁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他）的创作精神在他的建筑中得以延续——在柏林和汉堡，以及河内、北京和上海。”德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一位建筑师的关心、了解以及极高的评价让我们许多中国建筑师都为之感动。由此也想起我们在2002年7月曾去德国柏林参加国际建协第21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7月23日的开幕式上是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来致开幕词，这些都可以看出在德国对于建筑师这个职业和对建筑事业的重视，加上开幕式前由建筑师表演的钢琴独奏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又过了一个多月，收到了吴蔚总寄赠的《寓变于一——冯·格康传》，这本在冯·格康生前就完成的传记，从2012~2015年，作者于尔根·蒂茨完成了这本既是传记又是口述史的巨著，详尽地反映和描写了冯·格康的家庭和生活，公司和创作，在中国的开拓，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冯·格康建筑生涯的重要导读。但可惜这本编排装帧十分精致的著作中，字体小了一点，以至像我这样岁数的人阅读时基本要借助放大镜。

但说起我对冯·格康先生和gmp事务所的了解，并不是从他们进入中国后才开始的，而是在40年前，我去日本研修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丹下研究所的图书馆里看到一本gmp事务所的作品集。很感兴趣，后来我把这本近300页的集子全部复印下来一直保存至今。这是gmp事务所从初创1965年到1978年间的作品集，以德文为主，也有部分英文。在回顾事务所从1965年到1978年的主要工程中，可以看出他们一开始主要是在德国开展业务，从1975年以后陆续参加国外的竞赛，诸如莫斯科、阿尔及尔、阿布扎比、利雅德、德黑兰等地的工程。

gmp早年作品集封面 © 马国馨

作品集主要由八个部分组成，按照建筑类型分为机场、居住和旅馆、办公、教育建筑、体育建筑、动力附属建筑、城市规划和家具小品等设计。其中有建成作品、也有参加竞赛的方案，当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机场建筑和体育建筑。机场部分用了较大篇幅介绍机场候机楼的形式探索，如柏林、汉堡、慕尼黑、汉诺威、莫斯科、阿尔及尔的机场。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接触机场建筑，所以只是觉得这些资料非常有用，值得保存。体育建筑的部分则是因为当时北京准备举办亚运会，北京院要求多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而gmp公司参加了1967年为举办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所举行的设计竞赛，他们拿出了布局形式很不相同的A、B两个方案，最后B方案获得了二等奖。后来了解到当事务所的主要负责人意见不一致时，就会分别拿出不同的方案。其答案和详情从传记中可以得到说明。1966年后冯·格康两次访日，除了对非欧文化的兴趣外，丹下设计的代代木场馆给了他们重要启发，最后冯·格康的A案获得了入围奖，而安可和玛格的B案获得了二等奖。A案与最后实施方案的布局相近，那是贝尼施事务所和奥托工程师合作的最后实施方案，但总体布局位置与竞赛时还是有所区别。而B案的特点则与东京代代木的理念有相近之处，即强调设施中的主轴线作为人车分流的结构，而与各设施发生连接关系。这种理念的方案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在筹备亚运会过程中的历次方案都可以看出这种痕迹。后来我们做机场设计时也从中得益不少。

gmp的慕尼黑奥体中心A、B方案 © 马国馨

这本作品集的最后介绍了事务所的主要人物，除冯·格康外，还有与他合作终生的福尔克温·冯格，以及另外主要技术骨干的简历，除了有一位比冯·格康还大9岁以外，其他人都比他小1~7岁。那时冯·格康先生刚刚43岁，显示了年轻英俊、精力充沛、活力十足的形象。

gmp早年作品集中冯·格康（左）和福尔克温·玛格 © 马国馨

冯·格康（右）和福尔克温·玛格 © Marcus Bredt

后来又接触到gmp的作品是在1998年了。1995年时我曾发表了一篇首次向国内介绍有关点式连接的玻璃幕墙工艺做法，后来1998年又要在《世界建筑》上登载时，我又补充了新的内容。从德国SEELE公司的介绍材料中，发现他们施工的案例中，有将此种做法又加以发展的新实例，那就是由gmp公司在1996年竣工的在国际竞赛中战胜了OMA、罗杰斯和本国的贝尼施之后的莱比锡展览中心项目。这是一个长250m，跨度80m，高30m的无柱空间，而屋顶采用了无框悬挂点式透明玻璃屋面，其每块尺寸为3105X1524mm，共5526块，采用双层8mm，中间夹层为0.76mm的夹胶玻璃，每块面积4.7㎡，重190kg，所以采用长脚X形连接元件，又称为“蛙掌”，在玻璃上穿孔的位置距玻璃边缘分别为320mm和660mm，并用特制的硅胶来解决横竖缝的防水问题，把点式连接法的技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从其它有关资料中也对gmp的业绩有所了解。1999年购得一本日本出版的《欧洲建筑导游》，里面在德国部分，介绍了分布在德国78个城市中古代和近现代的243个建筑实例，gmp事务所收入2例，就是莱比锡会展中心和汉堡机场，而收入实例在3例以上德国的事务所有10家，其中收入9例的是贝尼施，收入5例有夏隆，收入4例的有P·威尔逊等4家，收入3例的有G·佩奇等8家，收入2例的有gmp等11家。而与相比较的是国外的事务所中收入5例为H·扬，收入4例为霍莱因，收入3例的是福斯特、盖里、斯特令、迈耶、摩尔，收入2例的有皮阿诺、黑川纪章、李贝斯金德、罗西。由这个数字中可以看出在欧洲的建筑市场当中竞争还是十分激烈的。

gmp在柏林的作品一：瑞士酒店 © Klaus Frahm

gmp在柏林的作品二：柏林新娱乐中心 © Hans-Christian Schink

另一份资料是2002年在柏林召开国际建协大会时，东道主印刷了一本介绍柏林建筑的导游书《柏林导游：开放之城，展览之城》。书中安排了在柏林的各区九条可供游览的路线，介绍了沿途的近现代建筑共297座。而相对应的建筑师中收入13例的是J·克莱尼斯，收入11例的是海尔默+沙特勒，收入9例的是gmp，收入7~8例的有3家，收入6例的有6家，收入5例的有8家。而gmp事务所的9例中有柏林中央火车站、柏林新娱乐中心、腓德烈大街108号的办公及住宅楼及若干改造项目，按时间计，1992~98年竣工的作品有3例，2001~2005年间竣工的有6例。显示在新世纪以后，gmp事务所的业绩有所上升。而1999年的调查高居13例的贝尼施在柏林仅收入1例，说明每个建筑师作品的分布地区也有所不同。

gmp在柏林的作品三：德累斯顿银行 © Hans-Christian Schink

gmp在柏林的作品四：腓德烈大街108号的办公及住宅楼 © Marcus Bredt

同样在2002年出版的另一本《柏林新建筑——1989~2002年新建筑导读》中，收录了在柏林的121所建筑事务所的187栋建筑物中，gmp事务所以7项建筑入选名列第二，名列第一的是Kleihues事务所，入选8项，其余入选5项的有H·扬、皮阿诺、Kollhoff等事务所，而贝尼施、扎哈、福斯特、M·扬等入选2项，还有罗西、贝聿铭、矶崎新、盖里、KPF、霍莱因、李贝斯金德、努维尔等入选1项。也说明在新世纪前后gmp的业绩有明显地提升。

在世界性的建筑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建筑师到本国市场之外寻找新的国外市场的竞争随即出现。根据上个世纪1985~1986年的统计，在海外业绩突出的有美国的DMJM、SOM、CRS事务所，日本有丹下、日建设计等事务所，西德的是威德尔普兰咨询事务所（Wedleplan Consultant），当时他们在20个国家有设计业务（其中包括北美1、中南美1、欧洲3、中东5、亚洲1、北非4、非洲5）。记得在北京筹办1990年亚运会期间，他们也曾到中国来过。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飞速成长，建筑市场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即以北京为例，在对外旅游宾馆设计上，先后有香港、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建筑师进入，欧洲相对晚些。如前所述，冯·格康从1975年起开始参加国外的设计竞赛，如莫斯科、阿布扎比、阿尔及尔、利雅德和德黑兰等地。之后1995年来到越南，1998年1月才第一次来到中国，并于2000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2001年吴蔚成为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

应该说冯·格康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和东亚这一战略性的决定，是他能够在此后二十年在商业运作上取得成功的最关键的决定，尤其是在中国取得的成功。

据不完全统计，我曾参加过有gmp公司参加的方案评审有：（还有一些没有公布参加单位就不好计入了）：

2001年2月 深圳会展中心
2001年6月 上海铁路南站
2002年7月 南京仙林大学城中心地块
2002年9月 北京中海油总公司
2002年12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校区
2003年3月 苏州会展中心
2003年9月 新视野国际博览中心
2003年9月 佛山市体育中心
2004年11月 北京商务部办公楼改造
2005年1月 国家开发银行
2005年10月 上海虹桥枢纽
2006年4月 晋江博览广场
2006年6月 广州电视台
2006年10月 华为北京环保科技园
2008年2月 杭州东站
2011年1月 宁夏国际会议中心
2012年3月 中国工艺美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2013年9月 天津滨海新区文化艺术中心
2022年4月 中国水文博物馆

虽然只是二十多年中的部分评审，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意味着要处理全新维度的项目以及最终取得国际突破，与中国的相遇，也为gmp开启了一系列在此之前难以想象的‘形式光谱’”。评审结果是有得有失，但是对于gmp来说，在二十多年的辛苦开拓中，已经在中国建成了一百五十项以上的项目，的确是十分惊人的成果。这些项目中，我真正较仔细的考察过的项目只有很有数的几个，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津滨海文化艺术中心、上海东方体育中心等，京津沪各有一个。而大多数的就是远远望去了，如深圳会展中心、重庆大剧院以及北京的亚洲金融大厦暨亚投行总部和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工程。

gmp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方案一 © 马国馨

gmp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方案二 © 马国馨

中国国家博物馆从2004年设计招标，到2008年工程全部建成，中间还是有不少曲折的，自2004年gmp和建科院方案中标以后，曾经多次修改和反复论证。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是过去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的改扩建，还是十分慎重的，因为这个涉及到现代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的大问题，国博的案例对全国来说是重要的示范，因此反复论证。gmp主张用对比的方式处理新旧建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修新如旧”。我曾于2006年6月~10月中，三次就国博可研报告和设计方案参加过评估，并为了慎重起见，写了很长的一份意见书（详见拙作《建筑求索论稿》176~189页），当时gmp提出了三个修改方案，双庭院的是一方案，建设方式是“落架再恢复重建”。而经讨论后，大部分专家支持“新旧并存”的第二方案，即保留原建筑的南、北、西三面，但我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新建部分的檐口处理完全抄袭老的国博，可以有所发展有所创新。gmp和建科院的最后方案建成后，普遍对建成效果表示满意，对新旧部分的连接和不同处理看去也很协调。在《寓变于一》书中也提到：“gmp做出保证，建筑的外观将以尊重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和紫禁城的方式进行设计，并采用中国传统的屋顶风格，但在博物馆内部，一些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事物将被创造出来。”也如冯·格康所说：“新建部分应与保留建筑协调一致，与此同时新旧建筑形象一目了然，从而展现建筑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演变。”经几次建成后实地观察，发现在讨论中曾提出的南北大厅面积过大的问题还是存在，虽然设计者很想创造一个吸引人的长达260m的宏伟大殿。

gmp设计的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 Marcus Bredt

2015年5月利用体育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开会的机会，参观了浦东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是gmp在2009年设计，34.75ha用地中修建了游泳馆、体育馆、跳水池等4项工程。虽说在世纪初越南河内国家体育场的项目竞赛中，上海现代集团曾胜过了gmp，但十多年之后，gmp以其“拥有足够强的专业能力，高素质的员工，和处理新型项目的丰富经验”而在计划的工期内在上海完成了这一工程。现场参观后的印象是总体十分协调统一，色彩简单朴素，有体育建筑的特征，只是个别构件略显粗大。但当时的感觉还是“首长心血来潮”的工程，主要是为了2011年我国首次在上海举办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而急急忙忙修建的，虽然在2019年还举办过国际篮联世界杯比赛，其他的赛后平时使用情况就不得而知了，这也和gmp没有什么关系了。

gmp设计的天津滨海文化艺术中心长廊 © Christian Gahl

gmp设计的天津滨海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 © Christian Gahl

2013年9月参加过有gmp参加的天津滨海新区文化艺术中心的评标，2017年建成后于2019年4月专程去参观一次，这是天津市院和众多国际著名建筑师的合作项目。其中科技馆与美国屈米合作，图书馆与荷兰MVRDV事务所合作，演艺中心与加拿大BTA事务所合作，gmp则承担了美术馆和文化长廊的设计。尤其是340m长的文化长廊是把几个馆聚合串联在一起，作为交通空间的同时成为整个滨海文化艺术中心的核心空间，其中中央大厅为120×60×30m（高），展现其文化特色，伞形金属柱赋予该空间以独特的形象。“冯·格康‘多样统一性’的设计哲学在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看过的这三个工程都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公共项目，并分别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也为gmp在中国业务的开展留下了成功的案例。gmp和冯·格康先生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细细思忖，还是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

gmp设计的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 CreatAR Images

冯·格康的设计准则是：（1）简洁性，（2）多样统一性，（3）条理分明的秩序，（4）独特性，它描述出了一个框架，一种建筑态度。的确如此，在接触较早gmp提出的方案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理性的逻辑，严密的秩序，清晰的结构（不是指建筑结构）。而这些恰恰是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中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但那时的有关主管关心的是“二十年不落后”“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对gmp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实践的检验。中国客户在德国建筑师身上体验到了德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如此成功的原因。gmp也正是在不断的竞争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热潮为所有的建筑师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在基本上已是“建无可建”的欧洲国家，几乎不存在如此规模的项目。这给冯·格康的事业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加上当时中国也还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倾向，所以也为国外进入中国建筑市场提供了从潜意识上和制度上的方便。“通过聘请西方明星建筑师，中国客户可以有把握地获得国际共鸣”“中国客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设计，最好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主管方面除了迷信外国的比中国的好之外，也有那种“我已经找了国外最好的建筑师，还要我们怎样”推卸责任的思想。所以使中国建筑师至今还不能平等的参与竞争。gmp进入中国，自身也做了相当大的调整，“如果想在中国取得商业成功，必须要对中德深刻的文化差异有所觉悟。

”许多地方也要“入乡随俗”，例如要适应“吃饭是谈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遇到纠纷，尤其遇到法律上的纠纷，宁可通过调节人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折中办法，而不是专注于司法解释那种“抽象的文字游戏”。也要学会与中方事务所合作，保证自己的设计得到正确的执行。

当然在冯·格康与gmp在中国的商业成功过程中，作为中方负责人的吴蔚先生功不可没。对于事务所与业主的沟通，中方与德方的沟通中起了十分重要的联系桥梁作用。这也是吴蔚先生在2001年加入gmp后任北京和上海办公室的首席代表，到2004年任项目合伙人，2009年成为中国区合伙人，2021年最后成为合伙人兼执行总裁的原因，显示了他的技术潜力和公关技巧。我和吴蔚先生接触不多，但从项目评标、日常接触中，感觉这是一个十分灵活、亲和的人，与国内业主方和合作方都有很好的关系，树立了较好的口碑。此前也看到他一篇题为“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的文章，特别强调“话语权是经过无数次妥协和不妥协后积累出来的，也是在妥协时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不妥协时据理力争才练就出来的。”表现了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冯·格康先生认为：“一件建筑作品总是在建筑师的智力和现实可能性的对抗之间产生”“建筑需要被赋予目的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建筑物的功用不仅是组织行动与流程，其首要是成为生活空间。”冯·格康先生去世后，gmp在中国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希望仍能继续保持德国建筑师的初心，在其秩序、结构和逻辑性上进一步发挥。在“入乡随俗”上也不必过分屈从业主的不正当要求，以至在“风水”“龙凤”“8发”等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

冯·格康先生在中国的成就和作品应该成为中国建筑师认真学习的一笔财富。

2023年5月3日夜一稿

© 马国馨

本文作者：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