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专题 | 章明陈波鞠曦 |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共生——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建筑档案

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23年第6期 P20-26

章明，陈波，鞠曦.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共生：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J].风景园林，2023，30（6）：20-26．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共生——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

章明

男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景观学系主任 /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景观） / 研究方向为建成环境再生、城市基础设施复合利用、城市滨水公共空间

陈波

男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既有城市工业区功能提升与改造

鞠曦

女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既有城市工业区功能提升与改造

作者写作心得

摘要：【目的】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设计实践将设计者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特征、经济特征、人文特征的思考融入丰富的工业遗存物质基底。选取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出其作为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的空间生产特征。【方法】选取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视角，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更新的空间生产特征。【结果】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符合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通常特征，并具有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的独特性。【结论】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有3个显著的特征：1）其空间实践本质上是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对工业时代时空秩序的重塑，实现了从被自然、工业所支配的空间向被生活、公共所取用的空间的转变；2）其空间表象体现为确定性与非确定的共生，即确定性的工业文脉、功能诉求、环境禀赋与非确定性的空间体验、建构原则、生态介入的共生；3）其表征性空间则体现为对日常性的回归，它以先天的微观地理优势与城市脉络关联，作为后工业时代上海社会结构调整与空间生产模式的有机补充，成为城市空间正义新的载体。

关键词：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滨水工业区再生；公共空间；日常性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将城市空间的物质层面与意识层面合二为一，不仅关注城市空间的物质性，更为关注城市空间在社会要素重组、社会关系表达以及社会秩序载体等方面的意义。

将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再生放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下加以审视，会发现这一城市更新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从“被支配的空间”向“被取用的空间”转化的过程：前者支配的主体是工业时代的自然、工艺，而后者取用的主体则是后工业时代的生活和日常。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位于杨浦区黄浦江西岸，随着上海“全球城市”发展目标的确立以及《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开放计划》的完成，逐渐被吸纳为城市更新计划的核心范围。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的视角来分析，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再生鲜明地体现着独特的空间生产特点，并对于后工业时代的经济特征、社会特征、人文特征做出了积极的技术回应（图1）。

1 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图解

1 确定性的回溯——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实践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实践”作为最基本的物质载体，为“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时空共同体。

1.1 作为“城市资本”的既有城市工业区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师承列斐伏尔，发展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说的理论框架。他将城市空间视作“资本在物理景观上的积累”，既有城市工业区同样作为“时刻处于运动中的价值”，以城市固定资本的角色参与经济循环，从而获得价值增殖。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将资本的运动过程描述为3个交替进行的循环：1）资本主要投入到商品消费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的第一循环；2）资本主要投入到建成环境以及耐用品的第二循环；3）资本主要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的第三循环。作为资本的价值固化形式，城市空间的发展与经济循环具有非常显著的同构特征。以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为代表的既有城市工业区的功能提升与改造，在空间实践的意义上是随着城市空间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及空间价值的运动与增殖，也是城市从工业时代迈向后工业时代的一次地理秩序重塑。

1.2 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的“建成环境”困境

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城市更新，伴随着工业时代形态向后工业时代形态的转变，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成为资本、权力、技术等的多方角力场。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执行策略在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反复摇摆，引发一系列的空间问题与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体现在空间生产实践中则是矛盾性空间与差异性空间的产生。

随着工业区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郊区疏解，既有城市工业区原来所具有的生产力集聚效应逐渐减弱，而社会的总利润随着资本循环的进行也趋近于空间分布上的平均化。城市资本逐利的本质所需要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这种社会总利润的平均化天然相冲突。从空间生产的视角看来，这些都是空间实践中矛盾性空间与差异性空间的表现，既有城市工业区的建成环境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空间价值丧失与空间非正义。

1.3 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中的时空秩序重塑

当关注既有城市工业区的资本属性时，经济循环的基本原理为城市既有工业区更新的空间实践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分析框架。杨浦滨江地区以城市固定资本的角色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从而获得价值增殖，尤其是进入第三循环后，其更新过程之所以得到相对成功的结果，一方面源于其更新过程遵循了经济循环的客观规律，而资本主要流向社会公共事业符合第三循环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更新过程立足于空间正义，对后工业时代的空间伦理危机在“确定性”层面做出了积极回应。在开发模式上，在城市管理者层面设立“浦江办”作为两岸城市风貌总体协调者、将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一级土地整合开发平台等一系列措施，构建了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在城市资源整合、区域协调方面提升了更新效率。

杨浦滨江空间实践的进程从整个滨江临水空间贯通（遗迹带、活力带、生态带三带贯通，骑行道、慢跑道、漫步道三道并存）开始，打破原有工业区封闭的区划，营造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基底，带动区域性更新，逐渐向城市腹地空间辐射（图2）。超越设计用地边界的系统性考量对周围地块品质的整体提升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自2015年示范段的设计启动至2019年杨树浦电厂遗迹公园落成开放，原本以外滩为核心的浦江游览线路由此向下游延伸了5.5 km，实现了滨水工业遗存从“被支配的空间”向“被取用的空间”的转变（图3）。

2 2015年杨浦滨江5.5 km岸线城市设计总平面

3 杨树浦电厂在不同经济循环阶段的更新状态

从闲人免入的废弃工业生产岸线到生态共享、艺术共赏的开放滨水生活岸线，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的再生实践将超越人体尺度的工业巨构变成日常活动的特色场所，其不仅是关于既有工业元素的保护与存留、关注划定范围内的空间形态优化，更从工业时代对效率的追求本质入手，关注城市更新的内生动力与价值导向。设计者通过理解城市肌理形成与发展成因，挖掘后工业时代工业元素传承与活化的潜在逻辑，关注人、机器和场地的关系再生，从而完成滨水岸线由生产型向现代服务型功能转向的空间实践。这一转向整合城市用地和产业布局，引导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优化了滨水岸线与腹地的结构关联，同时实现了城市滨水景观的重塑。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实践建立在对原有空间生产模式的修正之上，通过时空秩序的重塑营造出一种时空多维叠合的新工业文化地景。

2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共生——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表象

工业时代的城市空间，作为生产关系的投射，代表着工业时代的空间约束力。其空间表象呈现出一种效率导向的“确定性”，强调空间划分的边界感，强调时间使用的单一性与可量化。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空间类型逐步增多，但空间的多义性与复合性却逐渐减弱。当在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下审视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再生，会发现其空间表象更多体现为一种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共生态：确定性是回望过去的，寻求工业遗存更新的线索，提供一种工业文化关联下的功能支撑；非确定性则是面向未来的，对后工业时代的人文特征做出回应，引领一种空间更新主导的循环跃迁。

2.1 确定性的工业文脉与非确定的空间体验的共生

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绿之丘是由原烟草公司机修仓库更新而成，体现了一种确定性的工业文脉与非确定性的空间体验之间的共生态。建筑面向黄浦江以及城市腹地层层退级的公共平台破除了原工业建筑封闭内向的城市印象（图4），而被梳理保留的混凝土原生印记却时刻提示着其从工业时代一路走来的过往。建筑内部自由穿梭的环形坡道悬挑江面（图5），与远处的陆家嘴金融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关系，也为观者与被观者提供了迥异于一般城市滨水景观的空间体验。确定性与非确定的杂糅使得绿之丘不仅作为景观中的建筑锚固于工业文脉之上，也作为建筑的景观“游离”于城市空间之上。

4 绿之丘的层层退台

5 绿之丘的悬挑景观环廊

2.2 确定性的功能逻辑与非确定的建构原则的共生

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化解防汛墙高差的纺车廊架（图6）与沿江铺展的水管灯（图7）则体现了市政景观设施中确定的功能逻辑与非确定的建构原则之间的共生。原本功能性的跨越高差的坡道设施转化为集坡道、廊架、座椅等功能于一身的技术复合体，结构截面的精细控制与不同标高的漂浮感在铭刻工业记忆与建构特征的同时又提供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这种功能逻辑的确定与建构原则的异化也体现在遍布江岸的水管灯中，水管元素的组合变化提示了原有工业区管网林立的过去，而管道中流通的介质却由原来的水与气转化成了电与光。

6 化解场地高差的纺车廊架

7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水管灯

2.3 确定性的环境禀赋与非确定的生态介入的共生

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示范段的雨水花园则在环境与生态的角度体现了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共生。原本防汛墙后低洼的积水区作为原始的环境禀赋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底，而场地丰富的工业文化地脉与远处被称为“大班房”的红砖小洋楼又使得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雨水调蓄设施。设计通过“轻介入”“低冲击”的策略将对原生环境的破坏降至最小，同时效法传统园林的路径组织、基于工业文脉的廊架设计又为游客提供了游离于山水之间的场景体验与和工业文脉关联的历史回溯体验（图8、9）。

8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雨水花园

9 雨水花园湿地景观

3 日常性的回归——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表征性空间

在空间生产的视角下，表征性空间是与使用者关联最为直接的体验性空间，代表着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因此当讨论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的表征性空间时，不可或缺的是对后工业时代特征的解读。

3.1 后工业时代“算法经济”带来的伦理危机

在后工业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算法时代的来临，方寸之间的屏幕看似能容纳大千世界，实则成为数据采集的无尽“黑洞”。个人与世界之间的信息交互方式正在以人为主体的兼收并蓄、综合判断转变为以机器学习为主题、不断进行单向强化的信息回馈。一个个算法生成的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逐渐形成。

“信息茧房”代表着后工业时代由机器算法带来的伦理危机。资本驱动下的技术发展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未来，是每个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回归到空间生产，城市更新中创造什么样的公共空间来抵制算法时代技术扩张对人性和伦理的反噬，成为摆在设计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3.2 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人文特征

区别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与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社会资源的主要传递方式也从工业时代以资本、产业等物质要素的转移转变为后工业时代知识的创新与信息的传递。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的组织成为后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的核心。如果说在工业时代，空间生产所调节的主要对象是工作时间的使用方式，那么在后工业时代，技术革新对专业技术阶层的随时在场与随时在线的诉求，使得对工作时间以外的自由时间的计算、调节与支配成为社会结构与空间生产的主要目标。

3.3 上海杨浦滨江空间更新中的日常性回归

城市更新中对原有空间生产方式的修正与反思，必须直面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正义的诉求。由于互联网时代算法经济操控下的时空秩序与后工业时代所必需的自由时间和冗余空间天然相悖，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表征性空间以回应后工业时代对于自由时间与冗余空间的需求为目标，强调功能的叠合，强调创新与激发，强调交往的随机性，实现了从效率性工业空间向日常性后工业空间的转化。

以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中的杨树浦电厂更新为例，设计者以后工业时代空间的再生利用为导向，在对历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社会情感价值、科学技术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等进行综合评定之后，对原厂区工艺流线、场所场地肌理、原生植物和遗存特征物等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杨树浦发电厂从工业时代的效率性空间向后工业时代的日常性空间转变打下了物质基础。基于系统梳理的结果，各工艺流线中已经拆除但未能进入工业遗产评估流程的缺失部分，如“煤工艺流线”的转运站、“取水工艺流线”的泵房和“净排水工艺流线”上的设施建筑，其地下结构作为记忆线索被适当留存，进而再生进入日常生活可被体验的情境之中。日常化的原工艺空间有着更为丰富的空间层次、更具包容性的使用功能，例如对原“取水工艺流线”设施进行改造后形成的泵坑艺术空间可容纳艺术展演、攀岩等多种活动（图10、11）。

10 泵坑艺术空间改造前后对比照片

11 取水管道再生后的泵坑艺术空间

以煤工艺流线为例，设计者通过功能转化与结构梳理，将原来输送煤的空间转换为输送人的空间，并在塔吊预留了可以供水上餐厅使用的多功能空间，输煤管道目前作为党建服务驿站的展示，未来也可以成为展厅的阶梯等。更新后的工业空间提供了更多的冗余度和容差性，有效消解了时空压缩以及信息过载对人们吸引力的过度消费，使得人们的新的空间中获得了多维度的日常性感官体验。

由此看来，2019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hanghai Urban Space Art Season, SUSAS）择址杨浦滨江，并以“相遇”（encounter）为主题，不仅在城市层面上展示了杨浦滨江区域百年工业遗迹从“生产锈带”转变为“生活秀带”的转变（图12~14），更为重要的是让新的杨浦滨江区域以新的日常性中心的面貌回归城市。此后，在长达5.5 km的杨浦滨江岸线上，系统梳理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的公共艺术、异彩纷呈的展览活动形成了一种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共生、碰撞的城市图景，仿佛印证着列斐伏尔关于“进入都市的权利”的宣言，即对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旗帜鲜明的反对以及对都市中心区异质性的期许。

12 杨树浦电厂遗迹公园建成照片

13 再生后的塔吊

14 再生后被用作展示空间的船坞

4 结语

在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的理论框架下，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有如下3个显著的特征。

1）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实践本质上是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对工业时代时空秩序的重塑，实现了从被自然、工业所支配的空间向被生活、公共所取用的空间的转变。

2）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表象体现为确定性与非确定的共生，在工业时代的确定性中剥离封闭的藩篱，建立了对经济循环客观规律的遵循原则以及对场所历史的锚固状态，而在锚固态之上所游离的非确定性所呈现的时空冗余度与多元包容性，则对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人文特征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3）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表征性空间则体现为对日常性的回归，它以先天的微观地理优势与城市脉络关联，作为后工业时代上海社会结构调整与空间生产模式的有机补充，成为城市空间正义新的载体。

图片来源：

图1~3、10由作者绘制或拍摄，图4、5、8、9、11~13由章鱼见筑拍摄，图6由战长恒拍摄，图7由苏圣亮拍摄，图14由田方方拍摄。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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