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二代”对深圳的身份认同

一部分来自于早年在罗湖—上步的成长经历

马立安

Mary Ann O’Donnell

独立学者

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11月

《特辑：深圳城记 实践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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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什么要发掘人文遗存？

为什么是现在？

随着深圳40周年特区成立纪念日的到来，城市的文化遗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体现在社区建历史墙、博物馆，以及对深圳历史地标的重新关注，如赤湾天后宫、坪山客家围屋和湖贝古村。同时，对于深圳特区早期发展相关的建筑或环境，都可以被认定为特区现代化城市的特征，如：蛇口玻璃厂、国贸大厦和城中村握手楼。它们现在被视为潜在的人文遗存，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早期特区的精神。这些现象让我们思考：为何当下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文化遗产给城市、社会带来了什么贡献，是拆与重建的高速城市化做不到的？为什么这座城市现在开始追根求源？

赤湾天后宫 

坪山客家围屋

目前学界对深圳遗产的兴趣与早期的当地历史记录有很大的不同。深圳的初始往往被简称为“小渔村”或“边陲小镇”——在这个城市的最初几十年，学者和深圳第一代移民通常忽视了当地的历史，声称这是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对深圳价值的描述大都以牺牲其深厚的历史为代价，仅强调这座城市的当代经验。把1979年视为这座城市“起点”的这种倾向，忽略了许多人文遗存资源，也使原住民和新移民均难以培养对城市的归属感。

新移民和本地人对深圳城市文化地理的了解代表两种不同倾向——面向未来或面向过去。第一代移民通常通过面向未来的自我转型来描述他们与城市的联系，所以他们最喜欢的文化地理特征一概表现为尚未建成的将来时，以此，深圳可以定义为“世界上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地方之一”1。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中，深圳的历史始于1979年，特点是城市环境不断升级。相反，面向过去的本地人通过家谱与这座城市相连，他们心中的英雄是在几代前首次来到这个地区的祖先，深圳文化地理的表现是其祖籍的家园，以及逐渐融入深圳、中国，继而通向国际的家庭网络。在这些故事中，一个村庄的历史要么始于南宋（深圳西北部的广府村），要么始于明清过渡期（深圳东北部的客家村）。虽然移民和本地人都利用城市的文化地理来培养归属感，但他们扎根于多元而重叠的各自的文化地理位置中。

移民和本地人对历史叙述的不同倾向还包括对不同历史遗址的关注上，因为确定、培养和利用不同的城市遗产，意味着实现经济、社会地位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将面临的不同挑战和机遇。比如：哪些遗址可以作为城市的起源？——是沙井蚝所代表的南宋遗产，还是认可明末清初客家定居者迁入坪山，或者是蛇口和上步离岸加工业的早期实验？只有更全面地理解城市的文化遗产才能创造一个包容的文化地理。人们认知到这种具包融性的城市生态，有助于深化城市的品牌形象和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换言之，简单地说“来了就是深圳人”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从人文遗存角度思考和进行城市规划，才可以更有利于帮助新移民从地域和符号方面内化为“深圳人”。

深圳并非是唯一在面对文化遗产上面临挑战的城市。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遗产”并不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详尽描述，相反，是因为需要对未来定向才强调某一部分历史。社会记住过去的某些方面并忘记其他方面，是因为我们希望能通过独特的文化地理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目标[2]。像布莱恩·格雷厄姆这样的文化地理学家认为，“文化遗产是当下的赋义，所以我们就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文化遗产[3]”。这种关于遗产构成的模糊性为深圳等复杂城市带来一系列挑战和机遇。存在于深圳新移民和本地人的两种面向倾向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使我们理解的城市文化地理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方面更具弹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兼顾文化遗产的未来城市规划，才会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02

深圳文化地理建模

城市规划和建设怎样才能滋养对深圳的归属感？物理环境不仅影响人们的学习方式，还影响其对城市的认知、对环境的感受。一方面来说，身体是文化地理的一部分，文化遗产的传播必然受到一群人积累的实践和知识的影响；此外，深圳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想象的社区”。大多数居民没有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但仍然可想象我们的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例如深南大道、某一具体的游乐园、一包炸薯条等等。这些物质符号使我们感到自己与数百万其他人共同属于这个城市，想象怎样与他人交流。

城中村景象

维恩图可用于绘制文化地理内不同的层级关系水平之间的图。

城市本身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 ： 

作为一个物体，一个系统和一个符号。

同理城市的运作产生三种价值：效率，表达和意向。

人们必然会有不同的习惯、技能和性格，但城市的一些空间符号是共有的。就像深圳大多数人现在不会在东门购物，“东门”不是自我真实的经历，而是代指的一种独特城市体验的符号，使不同经历的人产生某种相似的归属感——这就是文化遗产对人的影响所在。

一个地域中的人和时间积累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地理，通过传承，积淀成为其自身的文化遗产。以下将以深圳的不同地区为例，具体阐释文化地理是如何通过人与时间，以“地理”影响“文化”的。

2.1 罗湖—上步：重塑深圳

尽管“深圳”是这个新城市的名称，但属于深圳的空间范围怎样才能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尚未明确。“深圳”是指整个市的新区划范围（即包含历史悠久的宝安县全域）吗？还是仅指特区（所谓的关内）的范围？或是历史上深圳墟及周边（现在称为东门）？——这种对空间认知的习惯是通过与变化中的文化地理进行互动而发展起来的，正如穿着深圳校服的学生们的自我意识和认同。

回望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依赖该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的程度之深，以及试图以这样的理解将本地人和新移民的经历整合起来，置于规划背景之中。1982年《大纲》提议将特区作为3个集群的空间串联：蛇口、罗湖—上步和沙头角，中间通过主干道——深南路相连。这3个集群的布局决定了城市未来文化地理的核心要素：蛇口发展离岸工业制造和物流业，沙头角则是加工、养殖和贸易行业。与蛇口和沙头角不同，罗湖—上步集群由旧历史和新规划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地理混合体组成——罗湖管理区包括历史悠久的深圳墟和宝安县原行政总部，位于蔡屋围；上步管理区包括原罗湖和福田公社之间的一小片领土，一个新城正在这里建设。

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1986—2000）与相应的组团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双重名称的“罗湖—上步”市中心突出了多样化的根源，并联了两个不同但综合的文化地理——繁荣的跨境旧市场和规划出的新城区。在这两个文化地理区域中，罗湖和上步显示出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不同关系。在罗湖，大多数移民来自潮汕地区，并拥有延伸到粤东和香港的贸易网络。这些移民与当地人混在一起，使用港式粤语作为他们的通用语，从事商业活动。

1985年的深圳市区图

与东门不羁的跨境贸易相比，上步是一个被计划的新城，包括住宅、商业和工业区。上步移民来自新成立的工作单位，居住在主要位于深南大道北侧的统建楼，而当地居民则居住在深南大道南侧。上步的移民使用普通话作为他们的通用语言，促进工业制造和国内贸易。上步当地人则在双语世界中工作——与新移民说普通话，与其他当地人和香港游客则说广东话。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罗湖和上步文化地理的形成与不同的习惯有关。罗湖与自下而上的企业家（商业）精神联系在一起，而上步则与中产阶级的专业精神联系在一起。

2.2 东门：消费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1980年以前，许多城市居民作为工人和工程师进入了现代化工业生产系统，上步作为一个新城市的发展反映了制造业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与内地相比，这里逐渐出现的新的消费方式使深圳经济特区变得特别。虽然正统的意识形态依然认为私人欲望是“小资（不好）”的，但在特区，尤其是罗湖这个历史上形成的商业区域，却也承认欲望是“富有成效的”——因为欲望带来了供应和需求，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市场上出售商品的种类。

罗湖的文化地理不仅包括生产，更重要的是包括消费。消费的市场行为不仅是简单的买卖，也是发挥个人欲望的空间，通过鼓励个人进行消费展现个性。在第二代深圳移民，即所谓的“深二代”中，消费的方式是表达个性和社会归属的重要手段。1984年、1990年和1997年是罗湖消费文化地理建设的关键时间点。这些时间点的每一个都与一种新的消费形式相关联，它们不仅关注成人的欲望，而且抓住了儿童的愿望作为消费的主要内容。将东门与特区其他地域区别开的是这里的消费形式，例如家庭游乐、快餐和闲逛的地方。

1984年，在邓小平首次南巡时，第一代主题游乐园已在特区建成。这些公园将深圳墟从消费的空间转变为空间的消费。工人文化宫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第一代游乐园之一就是在其基础上建成的，这个空间也很快成为了家庭郊游的重要场所。文化宫及其游乐园的并置体现了把社会主义农民变成了现代工业劳动力的城市梦：当工人不在“劳动”时，他们被当作休闲的主体，而休闲的方式是消费，家庭的感情也是通过消费来培养。1990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在东门开业，开业当天的图片表明了深圳人对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快餐店的兴奋感和好奇心。到1997年8+8茶馆在游乐园内开业时，起初吃麦当劳炸薯条的小学生都变成了高中生，从小的经历也培养出他们自己特定的消费空间和习惯。

20世纪80年代末老东门景象

© 廖俊鸿 LIAO Junhong

当深二代通过不同形式的消费表达自己的欲求时，他们的消费与自己父母和当地村民已不一样了——他们吃的是从泰国进口的大米，在自己家里冲凉，他们不像父母那样乘船去香港，而是乘火车，在香港他们乘地铁去逛喜欢的购物中心——是消费让他们变成了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与父母不一样的人。深二代是完全接受让消费影响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第一代，其消费是特区消费文化的重要起源，也是所谓让特区变“特”的原因所在。

2.3 蛇口：城市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体系

离开罗湖—上步，我们以外来移民的视野来追寻这座城市文化地理的变迁。代表性的移民文化地理区域包括蛇口、沙头角、华侨城等早期工业区，以及仙湖和西丽等早期度假区；代表性的土著文化地区包括蔡屋围、岗厦和皇岗，村民们将原来乡村未被征用的部分转变为密集的城市社区。移民和土著文化地区的两个样板——蛇口和水围，均强烈凸显这座城市文化地理的变化。

蛇口的文化地理离不开由现代化港口带来的“蛇口模式”。1956年马尔科姆·麦克莱恩发明第一个集装箱船，1972年香港葵青货柜码头停靠了香港第一艘集装箱船——“东京湾”号，中国政府也开始将出口加工和装配制造作为刺激城市经济的手段。

1979年，蛇口开始融入这一全球系统。在这之前，蛇口公社是由一些小渔村所组成。这一年的夏天，蛇口六湾开山爆破，这“第一炮”标志着蛇口工业区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中央政府用市场经济来替代计划经济的意愿。这些实践和象征意义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地理——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蛇口工业区成为了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试验区”。事实上，蛇口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使用技术手段来创建新的市政与生活系统，以弥补地理位置的限制（例如饮用水短缺及向大海要地）。从1983年到2005年，填海造地将海岸线向海中推进了约1km，这些生态变化产生了更多的地下水资源；到了2006年，当地基本不再生产粮食，包括生蚝养殖，而在此期间，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蛇口人口大幅增长，开始越来越依赖外地的粮食资源。

蛇口模式塑造了蛇口人的归属感。成为一个蛇口人，不单指一个血肉之躯，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更是一个准公民社会的符号。首先，为了将外来移民转变成为跟上时代步伐的蛇口人，工业区努力为社区创造“摩登”生活，修建了运动休闲公园，以及短暂存在过的蛇口“沙滩海滨浴场”，成为那个新时代最抢眼的“舞台”。其次，当时急需人才的工业区有足够灵活的办法，将非法进入蛇口的移民纳入合法体系。新蛇口人在工业区不光是做工人，而且常能谋得一份与物流、管理和国际合作相关的职位。第三，新型人才的培养预示着蛇口向国际化新港口城市的转变，如蛇口工业区的创办人袁庚开办了一所干部培训学校，帮助外来移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此外，蛇口还创办了摄影、诗歌创作等各类俱乐部，自发民间组织的发育壮大对这个地域的文化地理与居民气质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促进了外来移民和本地蛇口居民在业余时间的互相交流和了解。由蛇口人独立创办的社区周报——《蛇口消息报》站在蛇口居民的立场报道本社区和国内外的新闻，更强化了蛇口人的社区意识。同时，一个社区论坛——“蛇口沙龙”也应运而生，成为讨论时政和协商社区事务的公共议事厅。

今天，蛇口已经成为面向未来、探究历史的典范之作，并形成专属于深圳移民的创建新社区经验。其开发商招商局已明确将该社区的历史遗存纳入当前城市规划中，即使在拆除和重建旧社区时也尽力保留历史痕迹。这些通过规划来维护蛇口身份的措施，使该地区在深圳这个更大的文化地理区域中拥有特殊地位。同时，招商局将“蛇口品牌”定义为社区和城市成功的运营商，作为一种企业核心理念，继续拓展其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海外经济。

2.4 水围：“城中村”作为城市的非正式遗产

水围在历史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文化语言社区的缩影，其范围东起黄贝岭，西至下沙，向南延伸至香港元朗和屯门（包括了今天的罗湖、福田和香港新界）。该地区的村民讲的是一种白话与客家话混合的方言，在当地被称为“围头话”。因无法将沿海围堰从盐水田转化为淡水田，这些聚居地无法种稻米，只能种植红米。村民交易红米并用它来酿酒，同时依靠捕鱼来补充收入、购买大米。到20世纪初，许多村庄已经建造了大型虾塘和生蚝养殖场，经香港进入的移民也很快就成了水围村的一部分。

水围的独立转型始于1978年的包产到户政策，更得益于该村能够巧妙地利用其与香港的历史关系。边境的管制将围头文化区分成了境内和境外两个部分，由于水围村民一直在香港新界有土地和亲属，这些村民们获得了边境通行证，这是其他中国公民所没有的权利。在香港，村民们借机购买可在水围黑市上转售的商品，同时利用进入香港市场的方式，以更高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

1980年以后，随着经济特区引入新的交通系统，该村开始将其周边环境城市化。柏油路取代了稻田间的小路，皇岗边检站取代了落马洲的小码头。新的基础设施将水围村连接到全球市场，但它却明显改变了村民与当地“水”的关系。一方面，水围村民变成了“内陆”居民，从此不能够再在深圳湾上自由通行；另一方面，工业化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来到水围。因此，水围整个村都在“建房大潮”中大建握手楼，以容纳蜂拥而至的人流，而龙秋井的水已不足够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饮用水。水围村自己出钱连接了市政的自来水，人们也逐渐忘记了龙秋井水的味道。

水围目前呈现的繁荣景象，是通过从放松管制（包产到户）到资源重组（1992年农村城镇化运动）的过程实现的。在从“农村”到“社区”转型的过程中，水围作为一个“正式”与“非正式”的空间运营，因为这种空间的存在，这里的人带有双重身份，而双重身份意味着村子利益与城市利益的交叉。同时，这种双重身份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知识体验：从水围居民的经验来看，深圳就是一个由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空间组成的网络，在这里，当地村民养活了外来移民，服务范围包括提供居住的经济适用房、创业的廉价厂房和低廉食品等。

水围模式的成功可归功于深圳城市经济的正式结构、非正式行动的自由空间和地方性知识在城市内部的创造性应用。其结果是在水围形成了另一种城市形态——它后来被学界称作“城中村”。这种形态的社区对边界条件不断变化的政策及居民的日常生活都会做出及时、积极的回应。其成功表明，水围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对周边环境的反应能力。我们可以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水围形成的是一个被动的城市社区，其居民生活质量受限于在正规城市和居民未被满足的需求之间所进行的调节能力。

而2000年后，城中村对深圳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因为用人单位已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为工人提供住房。而随着进入深圳的外来移民的增加，加上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出租房产市场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罗湖—上步附近，廉价的城中村成为了独立的城市化与创业的早期场所。

城中村景象 ©️ 张超

03

面向未来和过去的遗产

——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地理

如果我们使用当代的术语描述深圳，则水围是一个城中村，东门是一个商业购物区，蛇口是一个街道办事处。在这个层次的描述中，水围、东门和蛇口是截然不同的社区。对于大多数深圳居民来说，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区别。

我们习惯于将城市视为单个实体。但实际上，城市正在发展，其文化地理构成了区域和地方生态、跨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具体的文化体系。邻里没有实际边界，流域整合了生态区域，水管和污水管道整合了城市，而大多数人在一天中穿越多个社区。1986年深圳地图绘制部门将深圳市分为了3个部分：宝安县、深圳经济特区和深圳，在深圳成为特区以前的生态系统中曾经形成过人们对“深圳在哪里”的僵硬认识，而一个人对“深圳”的认知正是通过日常实践实现的。从习性的角度纵观这座城市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遗产不再是已逝的过去，而是对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城市规划和重建的启迪。

蛇口和水围都投资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同时也在更大范围的深圳文化地理区域中树立了自身的品牌形象，这种认可本身就是对遗产最重要的运用之一，因为它让蛇口和水围成了目的地。

居民和游客使用位置识别，以便在城市的历史和空间中认清自己现在的方位。反过来，这种取向使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作为一个正式的品牌，蛇口已被确定为“港口—公园—城市”发展模式的金字招牌，是体现中国的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蛇口国际性的专业现代化已经成为招商局最可行的“产品”之一，这为城市规划者利用“面向未来的历史定位”来丰富城市文化地理，提供了最显著的例子。

相比之下，随着“面向过去的历史定位”的成功使用，水围模式的文化地理学向大家展示出，它的顺势而为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技能，而是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国家政策和居民生活所需市场的积极回应，甚至可能成为跨越制度和边界的积极回应。这种顺势而为的地方性知识也可以成为城市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因为它可以使文化地理更加多元化，从而更具有可持续性。

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必须融入当地的文化地理。很多人认为现今的深圳已经有足够的水源来维持城市生活，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深圳其实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城市肉身项目”及此文正是希望培育我们的反思性和对深圳在地性的认知。我们相信，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地理和生态学等不同观点去理解深圳这个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或许能够产生更多有利于可持续性城市化的新的认知。

注释 NOTES

1 根据摩天大楼中心网站的数据，按照1.5亿多幢建筑物的数量排名，深圳在香港和纽约之后排名第三。根据300m以上的已建成建筑数量排名，深圳排名第二，仅次于迪拜。[2019-09-02]. www.skyscraper.com.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2] Colavitti, A. M. Urban Heritage Management: Planning with History[M]. Cham: Springer Group, 2018.

[3] Brain G. Heritage Knowledge: Capital or Culture?[J]. Urban Studies, 2002, 39(5/6), 1003–1017.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采编 / 徐抒文，罗靖琳，周淑倩

新媒体编辑 /  阿凡

视觉 /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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