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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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

2026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黄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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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规划馆馆长

深圳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兼课老师

原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创建者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创办与早期组织者

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未来＋联合创建者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Loeb Fellowship学者

CO-CREATION

MULTIDIMENSIONS

INNOVATION

我不会把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放在崇高的位置。营造城市和建筑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总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建筑师在中国古代是“匠人”，在近代欧洲是“艺术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则越来越向“技术人员”靠拢。在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历程中，他们积累了各式各样的建设经验，演变出丰富多元的城市规划理念：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罗伯特·摩西的大拆大建、简·雅各布斯的反大拆大建保护原有街道社区……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城市走完了欧美城市一两百年的历程，这些陆续出现、彼此更替的理论经验被汇聚在同一个时空，而深圳应该成为启示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实验样板。中国城市的未来，不仅需要吸纳经验，更需要批判经验。最重要的是实现公众参与，让大多数人共同决定城市的发展，在公共与个体的平衡中重塑城市的价值。

反思城市“计划”

颠覆精英视角

在西方，现代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理论源自工业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要求；而在中国，城市规划因为其中文翻译带了“规”字，是计划经济体系掩蔽性及继续起作用最强的一部分。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无论是在西方早期、还是在中国，都具备相同的特点，即让少数人为多数人做决定，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权力特征和潜在风险。实际上，庞大的计划系统、局限的精英视角都被历史证明无法解决经济与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与方向问题。城市规划在战术和技术层面也不应是少数人的游戏，而应当有所开放，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家园做出一定的选择。

邵兵（建筑档案创始人/主编，以下简称“邵”） 能否先介绍一下你近几年的工作方向？

黄伟文（以下简称“黄”） 从1996年到2017年，我一直在深圳市规划部门工作。这是一个强大的系统，能给予我丰富的资源，但同时也有它的限制。我在体系资源的支持下，参与创办了深圳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2005年）、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2011年），也在四川地震时共同发起创办了可能是国内第一个以建筑专业为主的社会组织土木再生（2008）。

2017年，我想出来独立做一些事情，于是和陈雪共同创办了“未来＋学院”，其实是想做一个城市设计领域的迷你产学研团队。我原本设想依靠咨询服务支持“未来＋学院”的研究，但是随着经济环境逐渐下行，咨询项目越来越少，有些合作伙伴也陆续离开，“未来＋学院”不得不停办。

不过，我自己的思考、研究和设计工具的研发工作从没有停止。目前，我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兼课，教城市设计。2025年6月，深圳大学建筑学院范悦院长邀我为《世界建筑导报》编辑一期内容，总结深圳45年以来的城市设计，这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的工作。而我最新的工作是要主持深圳城市规划馆的优化及运营管理。

▲ 这些年我本人的独立研究包括：公众参与城市设计模型机、算法城市设计、超低冲击城市、飘移居住、绿色市政，绿色交通工具PSST等

邵： 二十多年来，你一直在深圳，还在规划部门任职，你观察、思考这座城市的立足点在哪里？

黄： 这个问题特别好，它指向我们谈论城市问题的基础，那就是视角和框架。这份工作通常被称为“城市规划”，当然我更愿意把它叫作“城市设计”。其实这两个学科的定义和界限都不是那么清晰。我倾向于把城市设计定义成更广泛的系统方法：我们要建造什么样的城市？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建造城市？

假如要制造一个杯子，我们需要规定它的形状和材料，形成对它的构想，画出设计图，再让工人把它做出来。城市有没有这样的设计过程？在你的老家河南，包括在陕西，有很多古代遗址，它们当初也有选址、布局的过程，这其实就是一种设计。在“城市设计”这个词出现之前，古人称其为“匠人营国”，“营国”就是营垒有围墙的城。到了宋朝，李诫将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建造方法汇总为《营造法式》。“营造”一词，即对物质空间的构想和实施，也就是设计和建造。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人口涌向城市，大量工人聚居在一起，生活环境非常糟糕，却没有学科能够帮助他们。这些矛盾和需求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霍华德提出了“花园城市”，主张疏解人口密集区，强调园林绿化，实现城乡一体。这就是Urban Planning（城市规划）的起源，日本将其翻译成“都市计划”，国内则将其翻译成“城市规划”。

▲ 我倾向于把城市设计定义为更广泛的系统方法，包括地域及前后链条环节的拓展，因此可算是一种城市营造法式

邵： 从文义上来看，“规划”带有权力性，有一种集中的模式感、框架感，而“设计”则具备探索性，更关注过程。你看待城市的立足点是什么？

黄： 中国的城市规划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现实的发展往往和计划不一样，通过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预测和安排所有经济活动是不可能的事情。

计划经济最大的批判者是维也纳经济学派，他们的重要论点之一是：人类知识是分散的，不能由少数人为所有人做决定。社会由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组成，如果由一个强大的部门为所有人做计划，它一旦犯错，后果非常可怕。而如果每个人或机构都依靠自己的信息与知识去做判断，就会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犯错的人可以反思和调整，也许下次就做对了。现在，我们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城市规划在这种结合中有了更多实践和壮大的机会。因此，我们对城市发展的“计划”是缺少反思和批判的。

城市规划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及规模做出预测，在地图上切分地块并填写每块土地的功能和开发强度，表达为指标表和平面图，但没法呈现规划的空间效果。规划、建筑、景观等专业似乎都不能单独设计好城市空间，因此“城市设计”在1956年哈佛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中被提出。究其根本，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都是建造城市的方法，都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意图和构想，而城市设计这个专业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放得更大，来代替城市规划。这就是我看待城市的专业立足点。

邵： 我认为城市设计最美妙的地方就是个体的参与，每一个人的兴趣、身体和经验都在与城市发生关系。

黄： 然而，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早期理论恰恰是从精英视角出发的。首先是那些精英建筑师，比如柯布西耶，他们觉得拥挤的老城区解决不了现代问题，人们需要高楼大厦和快速交通构成的新城市——充满光明的“光辉城市”。

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城市里的很多地方已经非常破旧，住宅需求又很高涨，官方规划主持者罗伯特·摩西推行城市更新、高速公路及公园建设，把老城区成片拆除，推倒老旧的建筑，再布设高速公路、新建高楼和开阔绿地，等等。当时，同城的媒体人简·雅各布斯认为这种暴力拆迁的方式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生活。她发现，曼哈顿的老社区拥有良好的社区精神和生活氛围，人们形成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老城区被拆除之后，他们原本的生活被摧毁了。简·雅各布斯和居民一起游行抗议、反对拆迁，同时她不断思考，最后写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彻底颠覆了城市规划的精英视角。

老城区的“脏乱差”、对高楼和快速交通的片面追求，都是一种精英视角，难以照顾到社区的历史。精英们掌握着知识权力，乃至经济和政治的权力，他们以为可以替居民们安排好城市的一切，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简·雅各布斯的思想很重要。城市规划不能仅仅听从少数人的想法，还是要吸纳公众的参与，因为它本身就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 古今教科书上“被设计”的城市都是个案，且越来越无法兼顾城市复杂性及市民的主体性

城市生长的可能性

多元维度共生

城市空间形态属于人的视觉感知范畴，但空间设计如果仅仅被看作一种视觉景观，就是一个“陷阱”，会吸纳参与者的注意力，让人们忽略建筑形体和空间表象之内的东西。城市物理空间实际是社会机制及观念的物化，城市除空间维度外，还有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治理等众多维度，只有理解了它们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一座城市。如何让决策者意识到城市的多元维度，而不只是标志性、空间（权力）美学乃至网红话题，这是城市设计这一学科要面对的新课题。

邵： 城市规划理论的演变，看起来就像一个人不断自我迭代的过程，不断地发展，又否定一部分自我。

黄： 现代主义之前的法国人把建筑学划入艺术教育体系，因此，建筑师天然有强调自我、控制建筑设计中的一切、不允许其他人染指、定义美的权力。现代建筑行业发生了一场革命，设计一座建筑和设计一个杯子其实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为他人设计产品而已。建筑师需要从艺术家思维转向用户思维，建筑及城市设计需要从一门艺术转变为一门技术。现在的各种城市设计方案特别是竞赛评图和定标决策，本质上是对比不同效果图，由少数人决定哪一张“更好看”。如果说我们对城市的观念有什么变化和成长，那就是要开始意识到还有些除效果图之外的东西。

城市发展有众多维度，首要体现是物理空间的扩张，但远不止于此。我们建造城市的观念和方法也在不断发展，经历着反思、批判和扩容的过程，这是思想维度。当然还有人的维度，就像简·雅各布斯所要求的，我们盖房子、修道路、建广场，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人。如果城市建设意味着消灭人们原有的生活场景，那么如何更多照顾到人的维度？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人不是静止地存在于城市之中，生活方式是经过长久的时间累积形成的，这是历史维度。和历史一同积累下来的是文化。我刚才讲到，50年代的纽约大拆大建时，人们没有考虑到人、历史和文化维度，如今中国正在重复这一过程。那些看上去“脏乱差”、实则可能凝聚着城市记忆的东西，最可能被轻易拆除。城市不只有建筑，还有山水、树木，以及整套生态环境，也就是环境维度。一切建设都需要投资，因此指向了经济维度。城市规划师不能只是闷头画图，他得知道“钱从哪来”，得明白自己的规划如果付诸实践需要多大花费、能获得多少效益，得比较不同方案的投入和产出，包括不同划地方案产生的土地与公共空间价值的差异，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最后就是运营管理维度，建筑和设施建成之后，如果没有可持续的运维，那建筑、公共设施乃至城市的存在也是很成问题的。

▲ 六维评估框架可帮助人们看清城市空间事物背后涉及的各种影响因素

邵： 我们曾经耗费巨资建造了大量的公共建筑，但它们实际上并不“公共”，很多都变成了无人使用的空心建筑。不论是建造还是治理，公众的参与是很少的，我们只能等着建筑建好了去使用，可我们根本就不在建筑里面。

黄： 这就是城市运管/治理维度的体现之一。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建筑的形体，这远远不够。我们还要看到其涉及的人、过去的历史、承载的文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经济效益，以及谁在真正治理和使用它。只有把每一个维度都涵盖在内，才算看全了一座建筑，乃至理解一座城市。很多现代主义建筑师不明白这一点，只是片面追求建筑的新颖、好看。视觉是人主要的感官，我们通过视觉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特别容易满足于此，却忽略了更多的维度。所以这些年，国内包括深圳建了很多形象独特的公共文化建筑，但里面缺内容，更缺可持续的专业治理。

邵： 有些城市空间未必穿着引人注目的华丽外衣，却是真正实用、舒适的去处。

黄： 这是人们真正体验过后的结果。作为专业人士，需要早在建设之初就超越空间的视觉表象，看到更多的东西。2015年经过大领导对“千城一面”的批评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城市设计突然在中国爆火，在此之前，中国的城市基本是运用城市规划的方法，进行快速而粗放的开发建造。这种方法部分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也发展得很完备。但是城市决策者们也渐渐开始不再满足于“千城一面”的高速建设，转而希望用城市设计的工具去美化城市，让城市呈现出更好的视觉景观。城市设计这门学科不能被这种美化需求带偏，更重要的是引导帮助决策者从多元化的角度思考问题。

▲ 即使建筑及城市设计界精英对城市的认知都存在注重视觉感知的偏差

跳出经验的局限

更灵活的城市设计

西方的现代城市拥有更长的发展历史，在积累建设经验的同时，也为反思和批判留出了充足时间，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体系。而中国的现代城市用几十年走完西方一百多年的道路，各种流派的思想集中于同一代人的时间，过往经验反而可能成为理念更新的障碍。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应当跳出经验“陷阱”，转而关照真正的服务对象，在创新理念的指引下营造适用型的空间。

邵： 城市建设如何与其中的人产生良好的链接？建筑的建造当然不成问题，关键在于设计之初，我们是否对建筑的意义有足够认知。

黄： 城市设计本身也在不断演变，比如如今深入人心的景观、生态城市理念，但深圳在建设之初并没有认识或重视这种理念。城市里原本的生态场地被推平，再规划成绿地，种上草和树，其实它已经没有那么原生态了。建一座生态城市当然是更好的选择，但当初的设计师和建设者们都不知道能这样去做。

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重要的不仅是积累经验，还要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此才能实现设计的迭代。西方的城市建设横跨好几代人，新一代和老一代有不同意见，自然会提出否定观点。但是中国不一样，深圳总共才发展了45年，西方城市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全部压缩在其中，原本由几代人进行的批判和反思也都集中到一代人身上。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就是用推土机推平一切，20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快速粗放的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危害，新世纪的10年引入了可持续和自然生态的观念。后来，人文的、社会价值的理念陆续出现了，我们不断地吸收、总结、进步，甚至提出自己新的方法。

如果这一过程是顺畅的，那也很好，但是在思维定式形成之后，让同一代人不停地否定自己是比较困难的。就像你已经练了一个门派的武功，现在让你把它忘掉，从头学另一个门派，其实很难。当然，每个人都会与时俱进地喊新的口号，问题是我们实际的做法有没有改变？

▲ 在我主持下已经实现了的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多地面城市设计原型的基础上，我继续发展更少影响自然环境的超低冲击城市模式

邵： 这个事情很复杂，以前人们追求简单、粗放的变现，也许一两年就把事情做完了。现在可能要不停地折腾，整合不同的意见，梳理复杂关系和资源配比，建设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高效，但结果会更好。

黄： 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甲方像流水一样变，乙方却总是同一拨人。城市的决策者经常变动，也许在这里待个几年，就被调到其他地方了。在这几年里，他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是继任者又会有另一套想法。以我的经验来看，多数继任者都喜欢推倒前任的做法从头再来，可找来进行城市规划的人和机构可能还是同一拨，他们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得否定自己之前的规划，重新再做一次。

邵： 规划毕竟是带有时间性的，它对城市规划师的要求比对建筑师还高——建筑师只需要对一座建筑负责，城市规划师得对一大片建筑负责。

黄：城市规划的复杂性在于，委托规划的人，不是规划真正的服务对象。可是城市规划师得考虑，频繁推倒重来的城市规划会对居民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如果我们能发展出一些新的方法，让服务对象，也就是城市的居民也参与到规划与设计过程中，或许能达到更理想的状态。

在实践中，还有另一种更放松的临时性状态。就像我们现在眼前的这片小公园场地，被图书馆、音乐厅、青少年宫和当代艺术中心4座文化建筑围成类似四合院的空间，当初的设计者是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他想以“风火水土”为概念，在这4座建筑前分别留下一个小广场。当初参与审查的人认为主题不太合适，我就建议说，不如用我们常说的“诗书礼乐”来命名，“诗”对应当代艺术中心，“书”对应图书馆，“礼”对应青少年宫，“乐”对应音乐厅。这个主题被采纳了。后来，图书馆、音乐厅建成，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景观设计方案，而土地也不能空着，干脆先临时铺上硬地和草、种点树，结果这种过渡性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大家在这里随便走走、坐坐，还有很多弹唱的人，氛围很轻松，完全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设计了。我把这总结成一种设计方法——在需求不明确、设计也没有完全成形的时候，先营造一个简单的空间供人使用，人们会自主开发空间的用途。

▲ 我与负责设计中心区中轴线的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讨论缩窄北中轴平台从而得到四小公园的草图

▲ 书城一侧“书”园与“乐”园的放松和灵活使用状态

有一种城市设计的主张，叫作“游击队”城市主义，就是低成本地改造城市空间，来举办一些临时的活动。这种改造简单到可能只是临时加改一些装置，比如一条斑马线、一个路标，测试人们过来后会发生什么，它和计划的思维是完全相反的。现代的城市设计演变出很多这样有趣的主张，但它们没有被很好地引进中国，至少没怎么被付诸实践。

▲ 由未来＋策展的2019年UABB龙岗分展场的“闪建校园”，用来临时快速回应当年深圳广泛的学位焦虑问题，也属于一种城市游击战术

重新诠释“城”“市”

公共与个体的平衡

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的样本，深圳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既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也有应当被反思的教训。唯有跳出某一种模式和观念的局限，站在更全面的角度思考，才能找到因地制宜的方法。同时，城市属于生活在其中的千千万万个鲜活个体，应当找到公共与个体之间的平衡点，实现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公众参与，创建更加美好的生活空间。

邵： 深圳是一座极具创新气质的城市，同时它也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样板，很多城市都会学习深圳的经验。

黄： 深圳是一个样板，但是一个仍在探索中的“活样板”。深圳的建设有很多教训，不能机械地模仿，要总结、改进之后才能带来进步。比如，很多城市学习过的深南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时，规划与决策者学习新加坡，参考的可能是新加坡的一条高速公路。那条路连接市区和机场，因为地处热带，新加坡又注重绿化，路两旁种了很多漂亮的热带树木。问题是，新加坡的那条路位于郊区，可深南大道在市中心，过多的绿化一方面浪费了宝贵的土地，另一方面也隔绝了道路和行人。在城市里，道路两边要做商业布局才有价值，可深南大道两侧没有给商业留下空间，在那里步行也特别受罪，没有遮荫或休息的地方，甚至连一瓶水都买不到。城市规划理论对道路进行分类，一种是出于交通目的，另一种是出于景观目的，也就是“交通干道”与“景观大道”，而生活型的街道概念基本上没有。深南大道其实是把郊区景观大道的绿化方式“搬”到了市中心。

福田中心区的规划模式对中国其他城市也有很大影响，它构造了一条中轴线——政府大楼在中间，两侧是音乐厅、图书馆、青少年宫等文化设施，现在很多城市的中心区都受福田中心区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规划吗？我是亲身参与到福田中心区规划和建设过程之中的人，可以说出它的很多好处，但现在应该重新反思它的不足。城市规划的观念是不断变化的，比如如果我们能选择更偏向生态城市主义的做法，保留场地上原有的河流、绿地和农田，也许这里会变得更好。

邵： 观念的变化，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就像一个人从小孩成长为成年人，他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城市是我们的生活空间，赋予我们一种身份感，但我想知道，在内核之中，我们到底是谁？从以前的统一计划，到未来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城市与我们本质的关联到底在哪里？

黄： 也许我重新解释“城市”这个概念，会更加容易理解。“城”和“市”对应的英语分别是city和market，我认为可以不统一称为“城市”，而是把这两个字分开，代表城市的两种面向。“城”是公共的，在中国古代，“城”就是被围墙围起来的地方，为其中的人们提供保护，它代表着公共服务。“市”就是市场，是每个个体行使自由意志的地方，我愿意和你交易，才会出现市场，所以“市”代表的是个人自由。

我想强调，“城”与“市”应该达成均衡。我们需要把某些需求委托给公共部门，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希望成为公共部门的一部分，但不能让公共部门太过强大，甚至反过来全方位地管制每一个人。我们还需要市场环境，为每一个人自由的表达和行为留出空间。总而言之，要处理好公共服务和自由状态之间的关系，不能有所偏重。

邵： 城市必然是公共的，我们生活在城市里，一定会和别人发生关系。但我希望自己不只是在这里生存，我还想要自己被容纳、被尊重，这很重要。

▲ 2006年我设计的两种造城游戏：自由塑形建筑组成的城市 vs. 规则雕刻空间形成的城市，同时也说明城（基础及规则）与市（自由及表达）的均衡关系

黄： 现在，通常是城市规划师和城市设计师已经做好了一切，生活在其中的人只需要使用。我们可能觉得城市建设得好，也可能觉得建设得不好，但我们没有决定权。在当下，公众参与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城市里，还得有自己的疑问、想法和好奇心，去追问空间的来历、质疑现成的做法，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当具有相同意见的个体达到了一定数量，就会变为推动城市进步的力量。

所以，我对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这两门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不抱有太大希望，因为最重要的事并不在于学科本身，而在于每个人对城市的看法和权利。我们得做新的总结和反思：怎样建设一座更好的城市？如何让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我认为，深圳在这方面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机会把握得好，也许它能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总结和探索新的做法。

▲ 2014年于威尼斯双年展推广UABB

▲ 2018年于龙华区创办未来＋学院的研讨会

▲ 2019年研发实体模型机参加UABB展览

本文图文由黄伟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