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建筑档案记录现场

我是档案记录人邓林

【记录对象】：

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李晓江

建筑行业的发展要考虑国家40年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的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水平对规划和建筑提出了什么要求。

从自己实践来讲，我觉得规划和建筑本是同跟同源，在中国40年快速发展过程中好像两家有点分开，今天历史性地回到一起，规划和建筑越来越重要。

建筑行业需要关注社会的变迁

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一份普利兹克奖常务理事采访中有几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与其说我们的价值是建造漂亮的建筑图景，倒不如说我们的价值是解决极端复杂的问题，构想未来的愿景，这是建筑学存在的意义。

他回顾了普利兹克奖几十年的评奖历程，讲到80年代评委们更多把建筑视为一个独立课题，关注艺术性和建造技法，今天争论更多是环境迁徙、城市化、社会公平。建筑司的关注也在变化，这种变化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变化过程当中规划司和建筑司走到一起的理由可能更加充分。

中国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规划师、建筑师，空间供给者应该怎么认识，我称之为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下半场。下半场和上半场有什么区别？

• 主体变了，40年快速发展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困社会变成中等偏上收入社会，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主体。过去提供就业岗位为了解决农民工就业，现在提供就业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农民工不再像上一代生活方式，也在追求自由、追求私密、追求选择。
• 发展模式变了，过去我们拼命盖房子，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就是砖头、瓦块堆出来的经济体，盖房子基本建设成为首要任务，现在房子还能不能这么盖需要考虑。
• 发展逻辑变了。我们这代人当年跟着发展机会、就业机会走，今天人跟着城市走，产业跟着人走，成了一个特别显性的规律。2016年参加雄安新区规划工作，在上海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京津冀专资委16个专家在上海开了两天闭门会，邀请马化腾、李彦宏、周鸿祎、马云带着团队和我们交流。我们问民企、互联网企业来不来雄安，他们问能不能招到想要的人，招得到就来。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说过一句话，人生选择生活的城市，在城市里选择就业。选择变化背后是什么？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社会变迁，40年改革开放发生了什么，这种社会变迁带来需求变化是什么样的。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从一线城市转向二三线城市，从东部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仅仅中西部地区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经济增速最快，也是消费增长最快地区，老百姓开始富起来了。

阶层开始分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97%人口用世界银行、联合国统计指标都属于绝对贫困人口，但今天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实现中等收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60%到70%人仍处于中低收入人群，即使这样中低收入人群也不再是40年前穷人水平，他们拼命向中产阶级上升、挣扎。北京、上海等一批城市月薪过万的人比例越来越高了。

中产阶级消费需求变化

随着收入水平增加，我们的消费行为，我们的需求在发生什么变化？这是我们关切的问题。我们明显可以看到40年中国社会从一个解决温饱的社会转向从追求品质到品牌，从品牌到奢侈品消费。今天在座所有年轻人估计都是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你们身上一定能发现一两件奢侈品，也就是超出你们消费能力的消费品，这是一个社会标签，是社会生活方式。

产品消费链条终结以后是什么？是服务消费、体验消费，随着链条的变化，城市空间、建筑空间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城市空间或者城市建筑的供给者，我们既要关注公平正义低收入群体生存和生活改善需要，也要为中产阶级提供可选择、可承受，并且不断提高的个性化消费。

中产阶级群体消费最大特征是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穿一件时髦衣服，全班同学买同样的衣服穿，但是今天的年轻人最怕的就是撞衫，个性化选择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迁方向。

整体上中国消费水平并不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才2.8万元，社会需求、社会分配在发生一个巨大变革，这个变革就是差异扩大，从单一供给解决有无问题转向了多元化供给，这可能是我们城市工作者、建筑师最大的一个挑战。

建筑产品、空间产品基本特性是不可移动性。不可移动造就了城市特质，也造就了独特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带来了一般商品以外的第二个特征，时间成本。一般商品只有费用成本，价格贵和便宜有差别，时间上没有距离。就像你在上海看不到大本钟、巴黎铁塔，空间性是建筑和城市空间非常重要特性，带来空间消费的时间成本。

费用收入可以有巨大差别，一个社会高收入和低收入差别可以在100倍以上，但是一个穷人和富人拥有时间财富一样多，这点很公平。当然社会供给和需求中也可以出现时间和费用互换现象，这是建筑司、规划司要特别在意的事情，所有空间供给是有场所、有区位的，会产生时间成本的。

分析中产阶级需求发生的变化，首先明白中产阶级核心价值观是免于贫困的自由，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自己这代人不能穷回去，后一代也不能穷回去，这是中产阶级核心价值观。

在这样一个核心价值观下面他们最关注事情是什么？从生存角度来讲，品质的生活、高性价比城市，我刚才讲选了城市再选择就业。我在中规院问所有年轻人这句话，你们选择中规院，是选择中规院，还是选择中规院的深圳分院、上海分院，还是先选择城市？所有人都回答我首先想到这个城市，然后在城市里选择到底是到中建院去，还是到中规院。

选定了城市，才会选择有发展空间、有一定水平的就业。

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工业化、城镇化上半场大量人口流动主要是城乡之间落后地区和发达之间农民工的流动。现在中国流动频率最高群体是什么是中产阶级的双层居住。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在所有大城市之间，过去最高峰的客流时间是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上午，这是典型出差人群用工作时间在旅行。今天广州深圳之间、广州北京之间、上海北京之间、成都上海之间最大客流出现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天晚上，回家和回去上班。

中产阶级群体家庭的夫妻为了获得各自最好发展和家庭最好的安置，会选择双层居住，这种现象在日本特别明显，也是我从日本学习中体会到这一点，拿来观察中国，中国现象一模一样。

选定了就业就涉及买房子，中国人买房子不是为了住，为了居住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任何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都不需要花几百万上千万买房子。中国人要让自己口袋里的钱保值增值唯一出路就是在大城市买房，房屋已经超越了居住的属性，是保值工具、理财工具，所有中产阶级要买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关注点，这是一个拼娃的时代。如果过去我们拼爹为了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今天我们拼娃为了保持家族保留在中产阶级的队伍当中，所以好的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比住房更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是养老和医疗，中产阶级是养老负担很重的群体。过去多子女家庭养一对老人，今天少子女家庭下面抚养两个孩子，上面养四个甚至六个老人，这需要考虑社会养老问题。

上帝最公平的给予就是时间，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越来越在乎时间的自由支配，时间就是生活价值，时间就是生命价值。

在东莞松山湖我们做过调研，高端海归人才时间概念是什么样？他们希望五分钟送孩子上学，十分钟上下班，一天可以用两个小时在湖边发呆、健身房锻炼身体，把时间转化成生活品质、生命质量。仔细琢磨一下中产阶级生存需求，就知道建筑师、规划师该干什么。

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体验需求是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使然，文化消费、旅游度假消费、交往交际消费、独处和私密消费、健康美容需求，这是贫困时代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约朋友谈事大多在公共场合，越公共场合越私密、越方便。

现在年轻人锻炼身体与我们最大差别在哪里。我们年轻时候锻炼身体买双球鞋到马路上跑步，如果隔壁有体育场是万幸，今天年轻人怎么锻炼身体？行头、装备、私教、圈子、半马、全马，我问年轻人多少钱花在健康上，年轻人说这不重要，我们要的是生活方式，我们要的是生活质量。

中产阶级生存型的消费和体验型的消费都在给我们提出全新的需求。

低收入人群和非正规空间

另外一方面，三分之二低收入群体，他们的空间和服务供给，怎么去思考，这是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今天空间供给、建筑供给已经不再是一个短缺时代有无的供给了，公平和正义问题，多样化和选择问题，满足不同阶层消费需求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群体的居住和基本基础设施配套，生产和经营场所。我们发现低收入人群生活场所和经营生产场所经常是重叠的，所以为什么北京、上海拆违章治理城中村引起那么大震动，你动的不仅是生活空间，也是他生产和生存的空间。

廉价的公共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交通方式，中国有研究各种各样交通工具的人，非常奇怪的是电动自行车没有人研究，没有人关注，也没有人去讨论他们的路权。

中国社会进入中等偏高社会时不要忘记整体上我们水平还是很低的，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美国十分之一，更何况中国家庭财产大量被抵押在房地产里面，很难变现，无法变现，很长时间内非正规供给在中国城市会长期存在，同时我觉得作为规划师、建筑师更应该关注的是非正规空间的这些场所价值。

广州中大布匹市场是我长期研究的非常独特的地区，当年有同行跟我开玩笑北大、清华有中关村，同济有一个设计产业集群，中山大学只有中大布匹市场这样一个城中村。我当时回答他说，广州中大布匹市场未必就不是广州未来的米兰，米兰就是代工起家，最后成为世界时尚之都，后来我开始持续性的研究广州中大布匹市场，发现它是中国服装业的总后台。

中国除了国际品牌以外的服装70%是由广州开放的，广州市最大的服装后台就是中大布匹市场，除了加工和材料交换交流以外，设计经营成分越来越高了，我真的期待这样中大布匹市场，这样看起来乱糟糟的城中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米兰，完全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我们要包容它。

很多人说上海张江高新区是一个创新地区，但我们很多规划同行认为它只是高新技术办公区、交易区或生产区，这个地方晚上没有人，真正创新源头在张江高新区边上城中村，那里晚上是灯火通明的。高科技地区比如北京中关村、深圳粤海街道，基本特征就是24小时有活动，各色人等混杂，这是张江高新区缺乏的，它的创新并不在高大上的园区，而在园区周围的城中村里。

城市要包容非正规并对非正规空间进行引导和管理。很成功的案例就是北京的南锣鼓巷，有一定管制和包容，最后成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网红场所，我觉得对于非正规这件事情很多建筑师、规划师在介入，我希望对这样空间应该有更多关注，也应该有更理性的思考。

文化的成长

深圳、香港建筑规划双年展，十几年前第一次承办不是文化界人士，是深圳市规划局，王鹏局长，清华78级毕业，是非常有情怀专家型领导。他创办的双年展第一届我去看了，很稚嫩，但是有很多火花。是业界人士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的自娱自乐。今天深圳双年展是深圳全年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成了现象级文化活动。

三年前上海举办了第一次城市空间艺术展，一办就是三个半月，办到第三届时已成为全市性活动，场所选址和区位不能太远，太远不吸引人，因为空间是有时间成本的。

我们进一步关注北京、上海国际设计周，这两个地方国际设计周有20年历史的，过去基本上平面设计、产品设计，现在有大量空间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住区文化活动，这说明老百姓越来越关注建筑空间和空间艺术的价值。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有地域文化的国家，地域文化有巨大差异，我一直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各人口聚集方式一定是区域化，因为中国有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

城市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城市文化的差异造就了城市不同的特色、魅力、竞争力。中国对城市很多评价指标、评价体系跟国外有差别。

英国权威的城市评价机构GaWC的评价，把所有靠前城市分为AB两组，我们发现A组特点是当两个城市相邻，历史悠久千年之城排名比火爆的新兴城市领先。曾几何时宁波是非常火爆的港口城市，但是如今杭州遥遥领先，重庆直辖十年非常辉煌，但是成都排名遥遥领先。前些年苏州是中国工业化象征，但是如今南京远远跑到前面。

深圳和广州是最极端例子，所有人认为深圳是更有价值的城市，但在GaWC排名里广州排到了A级的中间，深圳排到A级最后一位。

我认为这个背后是文化，千年之城底蕴在社会发展关系越来越复杂过程中一定会发挥出它的魅力来。除了北上广深以外最好两座城市，成都、杭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千年之城。

城市对人的吸引是硬道理，最顶端名校大学生就业选择首先是北上广深。其次就是杭州和成都。我们心目当中很活跃的城市排名跟它们没法相比，这反映了文化、品质、社会开放和包容对城市的吸引力。

国际社区的品质需求

进一步分析城市内部，一讲国际化很多人想到建设国际社区，最典型的国际社区，真正考察一下会发现，更多是中国的新贵居住。

我一直关注各国的人口在各个城市里面居住的特征是什么，我在上海工作时每天晚饭后在周围法租界街道里逛，看房屋中介橱窗牌子，发现所有中介若干个非常昂贵但是地段、建筑质量、居住配套条件不怎么样房子。我问中介什么人来租这个房子，我能想到答案，外国人，欧洲人。

在上海日本人、韩国人聚居不去标准国际社区，北美人、澳洲人喜欢国际社区，欧洲人大隐于市，其实融入这个城市老城里面，他们最喜欢的是城市文化和成熟社区关系、便利公共服务。亚非拉人民要的是低管制、低成本的地区。

这些人群差别不在经济收入而是文化，一个真正国际化城市必须是多样化的供给。中产阶级的居住形态、生活形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给他们提供个性化基于文化和审美价值的居住产品。

雄安新区两轮大型国际咨询我参与了，在组织过程中，要求必须有日本团队参加。因为日本是唯一实现现代化的东方民族，日本民族现代史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017年国际咨询中请日本团队专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一个社会越来越富裕以后，居住形态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房子就越住越大、越住越高级。日本人告诉我不是，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人们选择住区非常重要理由是它的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

日本团队在雄安新区规划当中提出住房供给是不同自然景色，用不同乡村或者城市氛围为居住提供审美的环境，提供文化的品位，这才是发展起来中高收入群体的理性选择。

同样我们在北京的分析也发现，北京甚至可以分析出各个国别的人群在哪些空间活动，不仅仅是一个广义的欧洲，所以分析国际人士的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空间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供给对于中产阶级、中高收入群体极重要。

空间建筑供给响应

中国进入全新时代，这个时代基本特征就是人群从低收入人群转向中等偏上收入，转向阶层分化人群，提供多样化、多元化、高品质可选择空间。

第一，用规划做设计。规划和设计同根同源，规划和建筑之间的偏离实际上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所以规划越来越不关心微观，甚至越来越不关心人，我们关心的是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开发效率高低、整体形象好坏。而建筑关心更多是人、自然、场所、文化。用设计理念、设计方法做规划才是当下需要，用设计做规划具体的内涵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满足人的需求，从功能的碎片化、功能分区到多元的融合，从宏大形象到人性化尺度，从开发效率到场所精神，这些才是我们全新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中国进入新时代，核心矛盾从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成了美好生活的需要，它的反面，落后生产力转向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用设计做规划可以带来我们对城市不同的理解。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规划司、设计司必须考虑怎么满足人们不断增长、不断多样化的需求，这是我们供给者的责任。城市空间、建筑空间随着社会的变化它的价值在发生变化。上半场值钱的东西，下半场不值钱了。上半场看起来不值钱的东西，下半场变得越来越尊贵了。要从追求经济效益和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公平和正义，追求文化和生态价值的守护。空间组织方式和规划设计要从宏观功能性转向中微观。

空间的供给要从单一要素供给转向多元混合的供给，要从物理空间效率转向人们使用便利和心理诉求，这是一个守护我们城市和建筑空间长久价值的时代要求，我希望在这里能够跟我们建筑师共勉一起守护好中国的城市空间，创造中国新一代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