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的发生|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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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

2026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陈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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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家

FREEDOM

EDGE

CONTINGENCY

物质、技术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多重裹挟，将现代人拖入被规训的生存困境，艺术则指向了一条重获自由之路。在城市和艺术场馆之外的广袤乡野中，艺术创作不再囿于特定的场地和范式，而是扎根土地、融入日常，在无预设的实践中生发天马行空的可能性。当“生活”代替“生存”，平日里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都可以转化为艺术性的存在，人、自然和美之间的联系被重建，我们可以在允许一切发生的从容中实现精神的解脱。

拥抱当下

行动产生意义

现代城市里，人们往往会受到来自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重压，身心皆困于无形的桎梏之中。在模式化的生活中，意义在何处？或许，新的艺术形式会是解放生命力的可行路径。

邵兵（建筑档案创始人/主编，以下简称“邵”） 有一种说法，现代人承受着物质的重压。你的艺术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批判的视野，直击时代症结。你认为艺术的意义是什么。

陈文令（以下简称“陈”） 无数古今中外的艺术家都追问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一切都会燃烧并消亡殆尽，生命的尽头只有虚无。这短短的几十年非但没有意义，还非常荒诞。那么意义在哪里？不在人生的尽头，而在不确定的人生过程中。我们应该生产知识、营造快乐，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我们当下的存在即构成意义本身。

▲ 陈文令正在雕塑

如你所说，现代人承受着“物质的重压”——不仅如此，我们还承受着互联网的重压、AI的重压，不断被异化，沦为“半机器人”，如同经济动物般被程式化地管理。我们的语言、样貌和举手投足都是提前被设置好的，而非出于自己的本愿。人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在枷锁和桎梏中，艺术是我们重获自由的一种方式。在疫情期间，我做了《每日一顶》——每天用自己的光头去顶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非自由情境下，这本身就是一种疗愈自我和安抚他人的方式，不光我自己获得愉悦，别人也可能会被打动。

▲ 每日一顶

邵： 你给我的感觉和其他艺术家不一样。你好像不是在创造艺术，你本身就是艺术的载体，你的艺术就是对自己状态的呈现。这是你一直以来追求的表达方式吗？

陈： 与其说是追求，不如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不确定的外部因素决定着，人一直都处于被动状态。但是我这个人有个优点，就是会拥抱当下的任何一种状态。疫情期间，我被封在老家的村里，一般人肯定认为没有条件做艺术了，但是我“将错就错”，利用村里各种不起眼的物件，把局限性变成可能性、把危机变成转机。相比其他艺术家，我更擅长利用逆势和各种局限性展开艺术的生活和工作。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不是一件可以拿去展览或售卖的作品，而是大地艺术，并且比一般的大地艺术要更广阔。现在流行的做法是在场地中空降一个作品，至多依据地形对场地进行局部干预。而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则是全局的、地毯式的干预，充满了别样和独特的营造方式。在创造它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活在当下的意义。

▲ 陈文令在金谷溪岸艺术公园

我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很具革命性，面对各种已经定型的系统，例如建筑系统、当代艺术系统和营销系统，我不会遵循，反而会挑战它们，走一条只属于我自己的实验道路。这条路可能充满荆棘，但同时也充满希望和可能性。我经常对别人说，我要在陷阱里学会跳舞——戴着镣铐也要跳舞，在刀尖上也要跳舞，即使很危险，但挑战能给予我快感。那些容易的事情，我是不会去做的。

做这个公园时，我遇到了无数的困难，正是这些困难构成了完整性和价值观，如果没有困难，我的工作就失去意义了。当下的痛苦和刺激，会走向另一个反面，变成生命存在的理由，这样的当下是值得的。至于这个公园能否不朽、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我的艺术工作犹如创造新的建筑结构，而非为已有的建筑做装修。装修可以做无数次，而新的结构只能被创造一次。

▲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

消解一切主义

创造无边界的艺术

艺术不只是精致场馆里摆放的展览品，乡野现场、寻常物件、人际交往、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艺术的载体。关键在于以不受拘束的姿态打破边界，消解限制艺术自由度的主义、理念和壁垒，在不确定性中重构艺术的意义。

邵： 你会不断跳出原有的框架，以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开辟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让我非常受触动。

陈： 因为我很自由，而且没有分别心。我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边无际的自由度，自由是我的生命、我的全部。有很多事情能剥夺人的自由，比如有些艺术家很缺钱，他们就觉得做不了艺术了。对我来说，有钱我就做需要钱的艺术，没钱我就做贫穷的艺术。在金谷溪岸艺术公园里，我将收集到的杂物用特定方式堆叠在角落里，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艺术，一种不需要钱的艺术。还有《每日一顶》，这简直是我做过最省钱的艺术了，完全没有任何成本，同时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艺术不一定发生在精致的美术馆里，我丑陋的光头也可以成为展场，变成雕像的底座。

▲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

邵： 你原本做的是具体的艺术作品，后来回到村子，扎根其中，把空间本身变成了艺术发生场。这两种创作形式间发生了哪些转变？

陈： 我原来做创作，画一幅画、做一个雕塑、造一个艺术装置，使用的都是相对稳定的工作方法，可以遵照同一套模板。而现在的工作极具不确定性，比方说我在公园里做一个小景点，可能突然跑出来一个农民阻拦我、骂我，甚至破坏掉我的作品。我要和不同的人周旋、协调，想办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艺术不再仅仅体现于作品本身，还体现在完成作品的行动上，其边界拓宽了很多。

有很多人问我，农民反对你、阻拦你，你为什么不生气，还能一直坚持做下去。因为对我来说，他们成不了我真正的敌人，反而是我艺术的成就者。我很快就会忘掉不好的情绪，一次次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生命力和工作能力都在不断提升。

邵： 我发现你做的事情跨越了很多边界。你认为艺术有边界吗？

陈： 艺术没有边界。绘画是艺术，雕塑是艺术，农民种菜也可以是艺术。我养了两只很有腔调的羊，毛发非常酷，长得和艺术家一样，甚至比艺术家还艺术家。养羊本身不也是一种艺术吗？今年朦胧派诗人舒婷曾来访，我请她吃大锅饭和家乡土菜，其中也充满了艺术感。我会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格局，把所有的行动、所有的生命能量都转化成艺术行为。

▲ 陈文令的羊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里有一间艺术厕所。厕所边的石头上刻了一句话：“少年放尿放过膝，老来撒尿滴到鞋。”这是我们那里的一句土话。很多人喜欢这块石头，过来拍照打卡。这字并非来自专业的书法家，是我的好友革展写的，免费，而且很有劲。“金谷溪岸”这四个字则出自我母亲之手，她非但不是书法家，甚至还是个文盲。这字就更宝贝了——再过几年，社会上可能就没有文盲了。我何必专门请个书法家来呢？央视来拍过一个纪录片，他们也认为这个想法很好。我真的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 “少年放尿放过膝，老来撒尿滴到鞋”

▲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大门

邵： 你很擅长“归零”，破除掉之前的所有经验和束缚，去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现代生活总是很注重效率，但你反而抵抗效率，这会和很多人产生摩擦、拉扯吧？不过这样就把整体的环境给带动起来了，所有人最后都会和你一起往前走。

陈： 我可能会往后退两步，但这一定是为了争取往前进三步。你的描述很好，我经常把自己“归零”，归到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要从头开始的程度。

我对任何的文明秩序、经典书本、导师都充满了尊敬，但同时会对其持保留意见。平时我只是广学博记，也没有什么规划，纯粹是什么都看、什么都学，不求精通，但求涉猎得广。可人还得保持自我，不能学着学着就变成了别人。就好像把粮食吃进肚子，它不能一直是粮食，你得有能力把它酿成美味的米酒。吸收、消化这些能量，再重构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方法论之一。所以，我做金谷溪岸艺术公园时，没有明确的风格，也没有任何主义，什么方式最高效、最有用，我就把它拿来。它可以极简，也可以极繁；可以高贵，也可以廉价；可以精英化，也可以大众化、民俗化。

▲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

▲ 公园中的艺术茶室

▲ 公园中的关公文化馆

在“拿来”的同时，我也会寻求平衡。不管是预先的设计，还是实际的施工，我都会首先符合国家方略，此外还要符合天、地、人、神鬼、祖宗、风水乃至飞禽家畜的诉求，最终达成多中心的融合与共生。现在，我们村的鬼节、普渡节都是在公园举办的。公园里融入了很多东西，但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也没有打破影响到自身的自由和平衡。

▲ 人们在公园里玩乐

邵： “随心所欲，不逾矩。”你是不被圈定的，有很强的弹性，但你的弹性又不体现在知识中，而是在你的身心与周遭环境之间形成的。

陈： 不被圈定是我的工作。我很少谈到禅宗对自己的影响，其实我的很多观念和行为都受到了禅宗的启示。对于很多事物，我没有分别心，对错、好坏、快慢、大小、上下、中心与边缘，都无本质区分，一切都是可以转换、利用的。

在乡野里做艺术，是在和伟大的自然合作。像我养两只羊，放一块石头，种植草木，利用清澈的河流，处处都充满了自然的能量和美好，从中会生发出我心里想要的东西。我不一定要建一座美术馆，因为我的眼前已经是一个露天美术馆了。哪怕我摆一排栏杆，只要它有阅读感，带着某种哲思或启迪人性的东西，它也可以是艺术对象，不一定非要出现在美术馆里。

▲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中的河流与艺术田野

在边缘位置

以偶然性创造“乌托邦”

在信息通讯极度便利的当下，“中心”逐渐褪去光环，艺术的重心反而逐渐倾向边缘位置的乡野。在乡土艺术实践中，创作的逻辑被不同的生活场景重构，脱离了图纸和规划的桎梏，艺术品的随性生长成为可能。

邵： 你以前在北京做艺术，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798艺术区原来是艺术最繁荣的地方，现在商业空间后来居上，艺术家反而被边缘化了。你回到福建老家村里后，会感到边缘化吗？

陈： 刚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有一种突然被置于边缘的感受，但我很快就拥抱了这种生命状态。二十多年前我去北京时，还没有自媒体，信息传播并没有那么快，而现在自媒体无比繁盛、信息量空前爆炸，“边缘”成了一个相对概念。我回到家乡之后，获得的关注反而比在北京时要多得多，因为在这里我能创造出独特的作品。在家乡，我没有图纸、工期和预算，反而建成了一座艺术公园。我通过与农民、工人和地方政府沟通，创造出美好的乌托邦，这在北京是不可能实现的。

▲ 陈文令在北京

所以说，有时候最边缘的地方反而也最前沿。在北京，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源作为支撑，很快就会凋萎，那么他实际上就不在真正的中心，而是在“伪中心”。也不是说在北京一定不好，有些人也发展得很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机遇。在边缘处，那些没有在中心获得成功的人可以走出一条超出普遍认知的艺术道路。当然，我可以属于任何地方，从不给自己设限。

▲ 艺术餐厅

邵 你现在走的道路不是城市艺术，而是乡村振兴，你使用的建造方式和在城市里完全不同。这个公园可以是“捡”来的，可以是用回收垃圾建成的。它能让不美的东西变得美起来，让环境本身疗愈所有人。它导向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非常重要。

陈 清华大学的周榕副教授说我是“再造风水”。别人看一个地方，说这里风水不好，立马就走人。我看到风水不好，便硬造出好风水来，这是我引以为傲的工作方式。我认为万物有灵、万物皆美，乃至万物平等、万物互联，万物都有它蓬勃的生命力。在金谷溪岸艺术公园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甚至是一截破木板，都会得到我的尊重，并被赋予独特的意义。

▲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

我经常说，世间没有垃圾，很多东西之所以被当作垃圾，只是因为它们被放错了位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垃圾也可以变成宝贝，变成艺术品。为每一样事物寻找合适的位置，就是我开展工作的方式。我喜欢做梦，但我不是躺着做梦，而是在行走和奔跑中做梦，在农村这片无比广袤、同时又充满了矛盾和挑战的土地上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把梦中的艺术变成现实。这是一个不可知的过程，你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困难，但克服困难给予了我巨大的、由内向外涌动的幸福感。

邵： “不可知”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不可知能反映出人对自己的定位。一个人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的世界反而天地广阔。城市建设中有太多东西是可知的，我们会画大量的蓝图，出大量的方案，规划怎么去建造和运营，实现严密的控制，但是在乡村里，建造保留了更多可能性。

陈： 我在城市中的建造经验相对更少，不过对于乡村建筑，我是很有发言权的。乡村里无非有两个美好的系统：一是宇宙中本来就存在的美好，也就是所谓的自然景观，无需人的干预；二是人造景观的美好，这是人类干预的结果。这两个系统都会得到我的高度重视。

▲ 巨石小庙

我相信不可知的力量，那些被严密控制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并没有那么美好。因此，我允许一切偶然和失控的美。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我都愿意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即便失控，也好过完全控制带来的局限性。所以我提倡取消正式图纸，好将人们从图纸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比方说面前有一块图纸之外的很好看的大石头，你是会直接挖掉它，还是会利用它？如果完全遵照图纸，那就是舍近求远了。

▲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施工现场

超越功利性

让艺术自己生长

对于初试啼声的艺术场域，过早的商业化无异于揠苗助长。在追求效益之前，艺术家首先应当坚守质朴的本心，顺循自然节律，容纳万物自在生长，在无法预料的每一个明天拥抱意外，最终抵达从容长久的精神世界。

邵：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艺术可以如此“有效”。你回到了一个很质朴的状态，没有把自己框在艺术家的名头下面，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最基本的人，去研究吃喝拉撒、衣食住行。

陈： 对。我是一个艺术家，但我又经常忘记自己是个艺术家。刚开始做金谷溪岸艺术公园的时候，很多朋友反对，说这个地方杂草丛生、人事纠结，怎么能做成一个公园？可我就是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坚信自己走的是大道，能够超越功利性，以一种“傻不愣登”的方式坚持下去。结果近五年，政府和社会各界越来越认可这个艺术公园。

▲ 游人众多的金谷溪岸艺术公园

然后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有人问我，你怎么不搞更多的商业？其实我不追求公园有多么火爆，在我看来，“爆红”不一定是正面的，它往往意味着快速消逝。在公园里所有的重要节点完成之前，我宁肯不要那么多的商业，也坚决不让过度商业化的副作用把整个公园带偏。想走到更远的地方，就必须绕一些路。金谷溪岸艺术公园或许不是一本“畅销书”，但一定是本“长销书”。

你知道我用得最多是物件是什么吗？是就地取材的各种溪石，以及村里拆下来的老石料。因为石头的管理成本最低，也最不怕时间和风雨的考验。石头不怕老，它越老反而越光滑、越有历史感。我不会在公园里种那些名贵的花草树木，但是我故意在石头之间留很多缝隙，让野草、野花自由生长。我养的那两只羊和农民们的羊就是公园的免费园丁。这是一整套自然的循环系统——万物自有其用，每一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尺度，都能成为一种风景。

▲ 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中的石景

邵：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在村里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陈：最大的乐趣就是自由。在村里，我穿衣走路都随性自由，连吃饭都不用讲究吃相。而且村里有太多意外了——我像一个在山里打猎的人，心甘情愿地翻山越岭，并不觉得累，因为每一天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本文图文由陈文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