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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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

2026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刘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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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MODERNIZATION

CULTURE

CONCENTRATION

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时代大潮过于汹涌，汹涌到几乎没有时间静下来思考，常常还没理清当下的问题，下一波浪潮就已经到来，又把我们推到一个新的点位。社会总是要求我们不要辜负时代，似乎不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变迁，就会被淘汰。但是如果对时代亦步亦趋，人的自我又在何处？

经历与领悟

我一直坚信，现代性是一个民族必须实现的内容，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的使命，就是实现中国城乡与建筑的现代化。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最终还应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要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建筑学也是一样，现代化只是路径，本土文化现代化才是真正的归宿。

邵兵（建筑档案创始人/主编，以下简称“邵”） 从20世纪80年代你学习建筑开始，经历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时代是否赋予了你一些特质？

刘克成（以下简称“刘”）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最剧烈的变革中。国家从封闭状态突然走向开放，外部世界的新鲜事物蜂拥而至，让人应接不暇。那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从学校到社会都在积极讨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对现代化的渴望几乎成为年轻人的信仰，也成为我的世界观和建筑观中非常重要的底色。从那时起，我一直坚信，现代性是一个民族必须实现的内容，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的使命，就是实现中国城乡与建筑的现代化。直至今天，这种想法也没有改变。

邵： 你曾经提到，这几十年来人们的建筑观念经历了起伏变化的过程，一段时间是摒弃传统，现在则要寻回传统。使你的观念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什么？

刘：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历史的缘故，我们这代人自幼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之心，从“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到“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很长时间以来，传统文化一直以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教科书中。改革开放以后，在追求现代化的欲望驱动下，大家都急着向外看和向前奔，也没有太多人回顾过往。

客观而言，陕西，特别是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我走上今天的道路影响巨大。大学毕业以后，除正常教学外，我也跟随自己的老师做了若干规划设计项目。1984年，我跟随汤道烈教授做韩城城市总体规划。面对韩城老城，我第一次体会到中国传统城市无与伦比的美。1985年，我又跟随李觉教授和张缙学教授做华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对中国“天、地、人合一”的自然观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是一种跨越古今的环境哲学。1986年，我再次跟随张缙学教授深入乡村，编写陕西乡村建设志，被隐含在乡镇形态演变的规律震撼。次年，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完成《乡镇形态结构演变的动力学原理》论文结题，齐康院士曾评价此论文是中国乡村建设研究最有水平的成果……所有的经历都逐渐改变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由“不屑一顾”转变为“高山仰止”，我开始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有不输世界任何国家的好东西，由此开始关注、学习并研究传统文化。

第一次真正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于黄帝陵。1990年，中央给陕西省下达了整修黄帝陵的任务，省内一共有4家单位竞标，我们学校是其中之一。在上报方案前三天，学校方案先在内部汇报和征求意见。我当时还是一个尚未毕业的研究生，正是胆大气盛的年龄，在一边旁听老师们的方案，认为方案中的陵轴和庙轴对立不够理想，当着老师的面提出了另一个思路——东轴方案，试图整合两轴。当时正式汇报时间临近，老师的方案当然不可能改，但学院两位青年教师觉得我的想法很好，不拿出来可惜，提议不如合作新出一个青年方案。我们几乎三天没睡，在汇报前赶出16个图版和1个模型沙盘，直接送到了省政府。

▲ 整修黄帝陵青年组方案总平面图

中央专家组由周干峙院士领衔，包括吴良镛、郑孝燮、阮仪三等知名专家。四家竞标单位加上我们，共计五个方案，我是最后一个汇报。经过专家们的热烈评议，周干峙院士总结说前四个方案其实是同一个方案，可以取长补短，合并为一个方案；而第五个青年方案则是新方案，很有前途，可以继续完善。半个月后，我们再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给领导汇报，领导说两个方案都很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所有方案可以在《建筑学报》公开发表，征求全球华人意见。那年我27岁，第一次与老师同台竞技，第一次见了这么多高层领导和专家。整修黄帝陵最后实施的方案是老师的方案，我们青年组的方案虽然没有实现，但是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真正介入文化遗产保护。

▲ 黄帝陵轩辕殿青年组方案

最后的汇报会上，中央领导的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我们的国家要朝前走，需要凝聚全体华人的力量。请大家做这个设计，就是通过整修黄帝陵，让全球华人凝聚在老祖宗周围，让国家继续迈步向前走。”我也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面对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保护，更重要的是阐释、传承和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阐释、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是我们这代人重要的现代化任务。

邵： 听了你的讲述，我认为对一个人来说，自我意识很重要，得明白自己在什么位置、要做什么样的事、精力该往哪里花，而不是一味地循规蹈矩。

刘： 多年前，我听人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个中国保姆被一对外国夫妇请去带孩子，越带越觉得金发碧眼的外国孩子好看。慢慢地，看自己黑眼珠、黄皮肤的孩子不顺眼了，于是把所有精力全花在外国孩子身上。结果有一天，外国夫妇回国了，保姆失落得很——洋孩子被带走了，跟自己的孩子却没有感情。这个故事对我震动很大，对我们建筑师而言，西方的建筑不就像那个外国孩子吗？建筑现代化西方比我们起步早，甚至在相对长的时间里，现代建筑几乎等同于西方建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确羡慕西方在建筑学领域的进步，也从西方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终究那是别人家的“孩子”。保姆应当想明白，最后给自己养老送终的还是自己的孩子，必须要正视与善待自己的孩子，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中国城乡和建筑的未来也不应变成西方的样子。

▲ 汉阳陵司马道

▲ 汉阳陵帝陵陵园

如果弃自己的文化而不顾，只一味觉得外国的建筑好，慢慢地，中国城市和乡村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质，家就不成为“家”了。我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最终还应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要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实现现代化。

整修黄帝陵项目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它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价值，让我明白现代化只是路径，本土文化现代化才是真正的归宿。

▲ 汉阳陵帝陵从葬坑考古遗址博物馆

遗产保护

幸运的是，时代赋予了我现代性的立场，而陕西的历史文化底蕴又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深刻而又稳定的命题。在西安，我们经受文化遗产挑战的密度及强度明显高于其它城市，这使得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思考的深度以及所获得的锻炼也高于其它城市的同行，这就是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优势，同样也是建筑学的历练前沿。

邵： 你是中国少有的专门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建筑师，走上这条路是否也与西安城市的特质有关？在西安，人们好像活在历史里，各种文化遗产完全融入生活日常。

刘： 西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文化遗产领域，无论是“物”的丰富，还是人的重视，鲜有其它城市可以比拟。建筑师遭遇遗产的密度与强度也位于中国城市前列，不能不说这对西安建筑师有深刻影响。西安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张锦秋院士，在她那一代建筑师中，终身坚定不移地坚持新唐风建筑的创作道路，在全国似乎也仅有她一位。除了建筑师自己的志向，这与西安城市特质也密切相关。

我自己的成长也深受张锦秋和韩骥两位先生的指点及支持。韩骥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为我分析西安无与伦比的价值，称西安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和研究的著名古都，鼓励我坚持在西安进行研究和创作。1992年，在两位先生的指点下，我创办了西安城市与建筑研究所。韩骥先生在担任西安城市规划局局长期间，为我提供了大量机会，开始进行西安城市与建筑研究。

我正式踏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1994年。20世纪90年代，邓公南巡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扩张加剧，原本处于城市郊外的古城址、古墓葬等大遗址开始被各类开发区包围，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空前挑战。为此，国家文物局在西安预备召开专题会议，专门讨论大遗址保护问题。陕西省文物局为迎接会议召开，汇集各方力量开展省内大遗址保护规划。机缘巧合之下，我接到了汉阳陵保护任务。在此之前，关于大遗址保护，全国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仅仅是围绕陵墓封土本体画三个圈，确定绝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圈的大小取决于文物部门与建设部门的博弈。那时，文物部门经常被当作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四处挨打，处境艰难。城市规划的训练促使我思考：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可以平衡各方利益、改变文物部门处境的两全其美的方式？由此，我们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建立遗址公园的设想，将保护与旅游相结合起来，让遗址“活”起来，成为新城市建设的有利文化资源。今天看来，这是很常规的做法，但当时在全国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想法。1995年，方案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引起很大轰动，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实现。

方案的转机始于两年之后。1997年，程安东先生出任陕西省省长，为加速陕西省经济发展，程省长提出“以文物旅游为桥梁和纽带，带动陕西经济发展”的战略，成立了陕西省文物旅游集团公司负责落实。集团公司总经理华炜先生为寻找突破点，找到了我，我推出汉阳陵遗址公园规划。经多方论证，省政府出资1.3亿元，征收土地3000亩，开始了全国第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从1994年提出汉阳陵遗址公园概念规划，到2005年汉阳陵地下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我前后花了10年时间。期间，我有幸与张忠培、徐萍芳、黄景略、宿白、刘庆柱、袁仲一、焦南峰等考古大家有了多次接触，近距离接受他们的教诲。这段经历对于我的提高至关重要，也让我下决心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终身研究方向。

▲ 汉阳陵帝陵从葬坑考古遗址博物馆剖面图

幸运的是，时代赋予了我现代性的立场，而陕西的历史文化底蕴又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深刻而又稳定的命题。与许多其它城市比较，西安是一个有“立场”的城市，如何对待历史文化在西安是一个不变而永恒的命题。在别的城市，其主题随时代的波动而变化；而在西安，会有无数人不断地追问你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久而久之，你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深度以及积累的经验就会越来越丰富，逐渐成为一个喜欢并善于与文化遗产打交道的人。

邵： 遗址公园这种超前的想法，最初是怎么冒出来的？

刘： 1994年，我在汉阳陵调研，发现一群绕着帝陵封土转圈的广东企业家，于是就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企业已经到了相当规模，希望进一步发展，但不知如何是好。有风水师建议他们来西安汉唐帝陵采集帝王霸气，因为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代，绕着帝陵走，沾染一些汉唐气象，有助于企业做大做强。这事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对我有很大启发。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是文化？文化不能简单地按科学的逻辑来理解，它有多种用途，有时是粘合剂，促进社会凝聚；有时是镇静剂，帮助人渡过难关；有时又是兴奋剂，促进人鼓足勇气……那个风水师其实也是想借历史激励那些企业家往更高处走。那么，如果在汉阳陵建一座遗址公园，不仅能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又能让人们体验到历史文化的大气象，还能给地方和居民带来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邵： 一路走来，你带着那个时代的底色，又通过思考获得了更大的视野，它们是不是构成了你的建筑基因？

刘： 正如前面所述，我的建筑观是逐步形成的，既有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烙印，也有陕西深厚历史文化的浸染，还有建筑及考古前辈的指引。客观地说，我自己只是在时代潮汐中奋力游泳，不断地试探水文水情，边游泳边学习，然后不断进行选择和逐渐调整。

▲ 唐大明宫国家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区鸟瞰

▲ 唐大明宫宫墙遗址标识展示

▲ 大唐西市博物馆鸟瞰图

在大学毕业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我并不喜欢西安，认为它一“古”二“土”，观念守旧，没有前途。那个时候，学生毕业最希望去的城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一直到2000年左右，我才意识到，建筑学不是一个沿着崎岖山路向上攀登的山峰，而是一个广阔的山谷。在建筑学的山谷中，不同的地方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彩。在山谷里，未必高的地方就比低的地方优越，每个地方都可以长出独特而娇艳的花朵。在山谷中经营，核心在于你是否找到了你喜欢的地，种出你自己的花。

西安的显著优势就是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而如何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就是西安建筑师要优先考虑的命题。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家庭，文化遗产就是家里的老人，西安就是那位守家的长子。长子可能做官不如北京，挣钱不如上海，新潮不如深圳……但长子守家有责，传承有序。就像我们的父母终将老去，我们自己也终将老去，如何照顾和面对老人也是人类今天和未来必须面对的永恒命题。在西安，我们经受文化遗产挑战的密度及强度明显高于其它城市，这使得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思考的深度以及所获得的锻炼也高于其它城市的同行，这就是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优势，同样也是建筑学的前沿。

▲ 大唐西市博物馆十字街

▲ 大唐西市博物馆市街遗址

退一步讲，即使不论前沿而谈选择，有哲人说我们身处三千年未有的时代大变局，所有的规则都在不断解体、崩塌和重建的不确定过程之中。在不确定的世界，什么是可以确定有价值的选择？有人说只有两件事：其一，保护自己所有；其二，记录世界所有。第一项就是文化遗产保护，在不确定未来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保护好你现在拥有的财产就是最明智的选择；第二项则是观察和记录，其实无所谓好时代或坏时代，无论哪个时代都是依据目前仅有的记录和考古来定义。如果你是一个勤于记录的人，你就是那个定义我们这个时代，并可以被记录的人。对于以后的建筑人而言，大规模设计并建造房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和中国在过去已经建设了过多的房子，未来我们已经不需要太多新的建筑。而遗产保护则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领域，看看欧洲有多少建筑师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就知道我所言非虚，这也是我动员学生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说辞。

▲ 贾平凹文学艺术馆

▲ 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室内

知觉与爱好

一名好的建筑师需要60岁的老道和20岁的激情。对建筑师而言，你在20岁时，很难获得60岁的经验，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你能否在60岁的时候，还能保持20岁时的激情和敏锐……这对所有建筑师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邵： 我是80后，家在农村，亲身经历过贫穷甚至饥饿的状态。今天，我的生活和很多人一样发生了巨变，这时候再回过头看自己的童年，我会想：社会的变化这么大，社会中的人真的变了吗？我们的本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刘： 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个时代的烙印。在社会动荡、社会分工和社会化服务不太发达的年代，我们上一辈人的知识储备主要依靠身体感知和动手能力，直接的社会经验更重要；到我这一辈，伴随着社会安定，读书能力和动手能力已经同等重要，或者说前者更重要。知识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书本，人生的每次晋升总是与考试相关，不会考试的人总是很吃亏。到现在，互联网和AI时代知识大爆炸，人们每天被各种信息缠绕，信息多没有用，分析信息和判断信息的能力尤为重要。

▲ 南京金陵美术馆鸟瞰

▲ 南京金陵美术馆城市肌理

▲ 南京金陵美术馆建筑表皮

▲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雪景

▲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鸟瞰

社会变了，社会选择人的标准就会变，社会的主角也会发生转移。但社会的总体结构似乎又没有变，任何时代都有成功或不成功、幸福或不幸福的人……就像我们看一条大河，河水一直在静静地流动，不变的是河流以及砂砾，变化的是每颗砂砾在河流中的位置。我们每个人就好像河中的一颗砂砾，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无论被冲到哪里，砂砾还是砂砾，只是位置变了。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发生的事太多太多，展现的可能性也层出不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就自己而言，我只是在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并努力做好眼前的事而已。

▲ 陕西石峁遗址博物馆鸟瞰

▲ 陕西石峁遗址博物馆

邵：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知觉和热爱的丧失，越来越只是被动接受，在建筑行业也是如此。

刘：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主要是教育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以建筑学为例，在我读书的时候，学校还没有多少专业参考书可看，设计一个幼儿园，只能自己跑到幼儿园观察和记录小朋友的行为，生活就那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面前——你会为它激动，你的绘图笔下不是抽象的线条，而是具体的场景；你会和老师争辩，用你看到和体会到的生活维护你的方案。而在今天，一个学生设计一个幼儿园，更多地是先查找一堆资料，选择一个他喜欢的案例进行演绎。这种演绎没有生活的底色，缺乏热爱，更多的是形式、手法的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会形成不同的职业惯性，我做设计比较重视场地，习惯于从现实观察及体验中发现问题，确立设计起点。不到现场，往往很难让自己兴奋起来。而我的学生则习惯于翻阅资料，对现场则显得无动于衷。

▲ 安阳殷墟博物馆设计方案

▲ 安阳殷墟博物馆设计方案室内

经验惰性也是一个问题，在知识太多的情况下，知觉就会退化。干建筑师这一行，职业经验极其重要，年轻时有激情却没经验，年级大了有经验却无激情。有人说，一名好的建筑师需要60岁的老道和20岁的激情。对建筑师而言，你在20岁时，很难获得60岁的经验，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你能否在60岁的时候，还能保持20岁时的激情和敏锐。也就是说，在别人已经退休、颐养天年之时，你才可能迎来你真正的职业高点……这对所有建筑师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其实，任何时代都有两种人或多种人，有的人打小就调皮捣蛋，激情四射；另一些人则循规蹈矩，沉默冷静。人的个性也许是基因使然，而非后天养成。不管你是哪种人，社会都需要，都有适合你的道路。

▲ 河南贾湖遗址博物馆鸟瞰

▲ 河南贾湖遗址博物馆

邵： 在我看来，建筑师是一个能把飘在天空中、梦境里的东西在现实中制造出来的群体，让别人获得和他们一样的感受，这很可贵。

刘： 建筑师设计建筑基于生活，又超越生活。观察生活的能力与想象生活的能力同样重要。我们观察现实中每一个建筑空间的功能都具体而现实，但每一种功能又是在不断变化的。以住宅举例，再好的建筑师设计的住宅，用户进驻的第一行为就是拆墙，不是建筑师考虑不周，而是生活本身就有无限可能性。常常一家人装修新房，夫妻俩各执一词，一个人一个意见。最后，丈夫退让了，全凭妻子做主，但妻子也是一天一个主意，朝令夕改。你说什么是功能合理？

▲ 唐順陵博物馆设计方案鸟瞰

▲ 唐順陵博物馆设计方案室内

伟大的建筑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其功能合理，而是因为它拓展了人类生活新的可能性，可以适应不同时代的不同功能。比如说故宫，过去是皇宫，现在是博物馆，都很出色。其实所有人都希望建筑师可以设计出超越现实生活空间的新空间。建筑师虽然没有电影导演那么夸张，但建筑师也是造梦师，建筑师通过创造出色的建筑空间，激发人们生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建筑师身在时代，但只有超越当下的时代，才能让作品在历史中留存下来。

于我而言，我的兴趣点是如何促进当代人与历史的对话、与文化遗产的对话。这种对话以对遗产的尊重为前提，切实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体现遗产的尊严。同时努力发现遗产在现代社会的新功能和新价值，让今天的人乐意亲近遗产并与遗产互动，使遗产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个积极陪伴我们成长，而我们又乐于陪伴的社会新角色。正如我在自己的作品专辑中所言，与历史对话是我设计的一种姿态，我反对把文化遗产作为“僵尸”陈列，而是要将遗产作为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一个有生命力的活体。所谓设计，就是寻找我们接近遗产的方式、与遗产对话的方式，通过设计让遗产活起来，这是一项关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建筑学前沿课题。

▲ 景德镇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项目

▲ 景德镇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

▲ 景德镇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项目

相信自在具足

在我来看，只要回归自我，相信自在具足，人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敏感，就会有信心、有创造力。当一个人专注于触摸这个世界，并将打动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做到心意呈现，他就会有生活的动力。

邵： 你身上有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气质，一直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去颠覆以往的东西。为什么你能保持这种状态？

刘： 这个很不好说。曾有人开玩笑：“刘克成不知吃了什么东西，精力如此旺盛，似乎就不知道累。”其实我也就一个吃五谷杂粮的寻常人。

上大学时，只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时间不够用。那时读的书很杂，一年级时先把建筑学报从创刊号到最新一期过了一遍，读不懂的就跳过去。除了建筑学，同时也看哲学、社会科学类的杂志，每个月去图书馆扫荡一遍。大学毕业以后，当时正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70余本《走向未来丛书》都买了来看。北大汤一介教授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我也花了两年多时间，读了一大堆书，最后还拿了毕业证。总之，当时我也许是建筑系最不务正业的年轻教师，别人都在忙着考研或准备出国，我干的都是不打粮食的事情。每次去北京都要买一大堆书，记得有一次在北大门口的“风入松”书店，结账时书店的老先生问我：你是干哪一行的？怎么天上地下什么书你都买。其实我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人，做事兴趣使然，目的性不强。兴趣来了谁都挡不住，没有了兴趣，也可以丢下就走。有时抓到一本好看的小说，我会丢开手头的所有事情，看完小说再说。打电子游戏也是不打通关不放手。所以，那些极其耗费脑力及时间的事情我很谨慎，比如围棋，直到今天我也不敢沾，害怕沾了就出不来了。

▲ 西安碑林石刻艺术馆

书读的杂了，思想就比较活泛。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人，少时在砸烂一切的年代长大，青年在思想最开放的时代成长，精力最好的时候又是国家蓬勃向上的时期。我觉得不仅是我，我们60后相当多的人都有这种特质，既有积极向上拥抱时代的一面，又有不信迷信、敢于打破规矩的另一面。

到2000年左右，我的思想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一方面从开放到学习，对外部世界该知道的都有所了解，不再那么迷信外面的东西，也知道自己变不成别人。佛家说：“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其实人需要的所有能量都储存于其自身，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发掘自我潜能，从自在走向自觉，再走向自为，最后达到自由的过程。一个人如此，一个城市如此，一个国家如此，建筑学也如此。要相信自在具足，要做最好的自己，要真实面对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

▲ 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 敦煌莫高窟功德林设计方案

2001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首届建筑学博士论坛上，我提出中国现代建筑教育从创立到模仿学习，再到现在，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说过去一个建筑院校是以自己与国际名校的像与不像来标榜自己的地位，以后则是以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作为来审视自己的价值。中国建筑院校应基于自己的国情和区位，确立自己的学术方向，建立属于自己的传统，而不是仅仅跟着别人的后面吃灰。作为建筑学院院长，我在学院提出确立三大重点研究方向：其一是文化遗产保护，陕西是中华文明起源地和标识地、中国革命精神标识地、中国自然生态地理标识地和丝绸之路标识地，文化遗产积淀深厚，研究资源优势显著，国家需求迫切，我自己就是长期坚守这个方向；其二是脆弱生态环境下的绿色建筑体系，这主要是面对西北严酷的自然生态环境，解决其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刘加平院士及其团队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出色；其三是弱势群体人居环境建设，中国有80%左右的贫困县都在西部，如何解决穷人生活质量的提升，其建筑理论及方法与发达地区极其不同。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看东部的高点，也要审视西部的低点，提高及格线是更艰巨的任务。那时国家还没有开展扶贫攻坚战，我们是超前的。从那时起到现在，三大方向逐步被建筑学院的教师接受，并在全国广为人知。我们是第一个在全国明确自己重点学术研究方向的院校，目前我们建筑学院有超过70%的教师站在三大方向之上，进步还是非常明显。

在教学上，2012年我又组织了20名年轻教师，在校内围绕“自在具足”和“心意呈现”的理念，开始一项新的本科教育改革。这项教改不同以往，其出发点源于东方哲学，着重发现和发掘学生内在的潜力，提高学生的观察力和敏感性，培养共情力和创造力，确立尊重历史、敬畏自然、重视场地和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学生逐步领悟“与行相应，与境相应，与情相应，与理相应，与机相应，与果相应，与心相应，心心相应”八种专业认知境界。我认为中国建筑教育经过近百年的消化吸收，特别是近三十余年全方位开放学习，已经到了应该依托自己的哲学，结合自己的特点和需要，融合国际先进经验，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立建筑教育体系的时候。这项教改已经持续十余年，学生和教师的反响都很好，其经验也扩散到国内外很多学校。

在我来看，只要回归自我，相信自在具足，人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敏感，就会有信心、有创造力。当一个人专注于触摸这个世界，并将打动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做到心意呈现，他就会有生活的动力。

▲ 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邵： 这给我一种启发，其实一辈子做一件事和做十件事是一样的，因为哪怕只专注于一件事，它也会不断地变化，涌现出新的内容。

刘：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最难得的就是专注。聪明的人千千万万，专注的人却极少，专注是走得远的人的共同特点。

我也有过躁动不安的时候，特别是本科毕业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在学校很不安心，也跑了很多地方去混，去做设计。能够安定下来，首先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李觉教授，他现在依然健在，已经98岁高龄。李老师学术造诣高明，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超群，看问题一针见血。年轻时，每当我拿出规划设计方案向他请教，他都能悠悠然地伸出几根手指，一、二、三……指出方案的不足，让我不得不重做。这样的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循环往复，持续了五年，但却让自己斗志倍增，痛与乐并存。那种感觉就好像坐在游戏机前在玩闯关游戏，不过关誓不罢休，也好像金庸武打小说《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向风清扬学剑的状态。整整五年时间，世界似乎都已经消失，只有老师和你，剑与你。

▲ 温州古港考古遗址公园方案

▲ 温州古港考古遗址公园方案夜景

今天来看，我是极其幸运的。李老师犹如如来佛祖，降住了我这个“孙猴子”。当身边人都在忙着奔各种前程之时，我只是跟随老师专注地爬一座山、做一件事。但是，五年以后，我感觉自己上了一个大台阶，看待世界的眼光完全不同了。由此，在后来整修黄帝陵时，我才敢于主动提出自己的方案，也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经历。

邵： 看得出来，这段经历对你来说真的非常宝贵。可贵的是，有一个人站在你的对面，你可以不断与之对话，收获成长。今年，建筑档案的探讨主线是“社会价值”，对此你有怎样的理解？

刘：社会价值的判断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一般来说，做时代之所需就实现了当下的社会价值。但什么是时代之所需，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回顾历史，所谓当下有价值的东西，在未来未必有价值。特别是在社会传媒极度泛滥的今天，对社会价值的判断尤为困难。

在我看来，在急剧变化的时代，记录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对今天这个时代，未来是由今天的记录来定义和书写，留下一份真实的档案比整天瞎折腾更有意义。

▲ 重庆老鼓楼遗址公园

▲ 重庆老鼓楼考古遗址公园

对建筑学而言，整个20世纪是人类疯狂建造的世纪，最后的疯狂也许就在中国。就像我在国际现代建筑遗产理事会（DOCOMOMO International）的发言所说：“现代建筑起源于欧洲，发展在美国，极致态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没有中国的现代建筑是不完整的现代建筑运动。”留下一份完整而客观的中国建筑档案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意义非凡。

对我自己而言，文化遗产保护就是我所选择的最大的社会价值。当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涌来，大浪淘沙，沙石俱下……文化遗产就是书写在大地上的文化档案。这既是时代使命，也是我个人的兴趣。

▲ 刘克成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