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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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

2025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朱荣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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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DIVERSITY

COCKTAIL

深圳，是中国现代化的“皮试”之地，它重新定义了时间、生态、人，构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之间的新型关系，创造了有别于以往社会观念的尺码和法度，刷新了中国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尺度。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城市规划始终围绕“人”的解放与多样化展开，通过公共空间的设计促进陌生人社会自由、平等的交往，让不同人群共享现代文明。“以变应变”则是深圳城市规划实践中极为难得的经验和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现代化的大目标下保留文化差异与共生，现代的深圳酿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鸡尾酒”。城市规划师是“合法的变革者”。作为规划师，我们要以更美好的未来审视当下，立足社会，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与变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生成问题并制定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路径，长期服务跟踪、优化修正。回望过去，深圳的成功是文化和精神层面解放人性的成功——深圳性即人性。这对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也是一种启示，观念更新、内涵更新才是推动城市更新的关键举措。

以人为本，

城市规划师是合法的变革者

城市规划师是“合法的变革者”，他们以更美好的未来审视当下，权衡社会共识与专业判断。规划的基础是社会学，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和空间，这是规划人必须坚持的理念。

邵兵（建筑档案创始人/主编，以下简称“邵”） 过去这些年，我国的城市经历了快速发展，建筑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但在城市结构里，建筑远不止我们看到的钢筋混凝土，它背后应该蕴含着更丰富、柔软的内容。作为规划师，无论是从宏观背景还是从城市、建筑本体甚至更微小的尺度来讲，跨越四十多年，你都与深圳同在，这是怎样一段经历？

朱荣远（以下简称“朱”） 这段城市化的经历，与我们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有直接关系。尤其是60后，正好赶上了中国社会的巨变。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分水岭，那时中国社会的观念发生了一次巨变。这场巨变，我们既参与其中，受到了巨大影响，也在其中发挥着个体作用。所有设计都会对城市、社会产生影响，只是发挥作用的周期不同——平面设计可能是几个月或半年，建筑设计可能是几年，城市规划面向未来，周期会更长。基于此，就必须关注设计或规划的立场、价值取向等问题。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大学生，当时对城市现代化的理解处于近乎“无知”的状态。因为在大学，我们可以获得一定的知识量，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并不知道中国以外更多的信息。大学毕业，学校的基础教育完成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封闭的“大门”开得更大，我们才知道还有那么丰富的人类文化。此时，又正逢中国现代化起步，对于未知的领域，我们如饥似渴地了解、学习、实践。当一个人基于所受教育所产生认知和判断的参照系在不断增加的知识中扩大，原有价值观要么被颠覆，要么被完善或修正，这就是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尤其是从事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员，因为城市规划面对的是未来更长远的社会状态，你要去想象未来怎么比今天更好，也需要更开阔的眼界和参照系。

现在，我和规划专业的学生聊天，经常说：“在中国，城市规划是合法的改良或变革行为。”规划一定是以更美好的未来作为标准来审视当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找到从今天走向未来各种可能的路径，虽然没有唯一解，但这个原则是我们城市规划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如果明天比今天更好，是不是对当下社会就要有反思、有评判？那就意味着必须明确，明天理想的社会价值观和今天通用的社会价值观的差别是什么，今天和昨天价值观的差别或进步又是什么。既要站在今天看昨天，也要站在今天看明天，这是我们作为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必须做的。不过，有一个差别，城市规划师大多数时候都讲“我们”，建筑师和艺术家则更强调的是“我”。作为规划师，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是“大家以为是”，而不是“自以为”。“大家以为是”往往意味着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大家”越大、共识越好，那也就意味着从今天走向更美好明天的可能性更大。

▲ 刘家琨、朱荣远、汤桦

对于我个人来说，对城市规划的认知，我自身也有一个观念变化的过程。在学校教育中，我得到了最基本的了解和知识储备，而进一步的观念更迭则是在毕业后从事的专业实践中获得的。直到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城市规划的基础是社会学，而不只是那些塑形空间的技术。与此同时，我又赶上了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去实践，去发现城市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邵：就像你谈到的，规划面向未来，影响周期更长，你如何理解设计、规划对城市产生的社会价值？

朱：这个关注点非常好，做规划和设计的人是在决定社会大多数人群生活、生产的未来场景，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社会学的立场，运用一些城市规划的原理以及大量实践中总结、归纳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的城市，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需要，寻找地方文化带来的需求上的差异。比如，改革开放后，各地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每个地区获取的机会也不同，既与气候、开放度有关，又与本地文化、传统观念来源有关联性。有些地方农耕文明厚重，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现实和内涵的包容、吸纳程度也不同。事实上，南方和沿海城市比北方和内地城市在现代化话题里走得更快一点，或者吸纳接受度更大一些，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观念“时差”，也就是社会发展时差问题。这样来看，在城市规划中，我们应该以人为主体，以该地的自然地理、文化现状、开放程度等为观察对象，由此去识别与发达地区相对的社会发展时差。

不同地区的城市，消化、吸收现代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越开放、越包容的地方，进步相对越快一些；越传统、对外交往越少的地方，现代化的步子就要慢一点。目前，我们经常根据“时差”去识别某一地区的社会发展现状，进而制定这个地区的城市规划，避免因过于先进的理念而导致拔苗助长和不切实际。偏保守或过于入乡随俗，都无法有效推动城市未来的进步，因此需要“倒观念上的时差”。通过了解地方发展的基本状态，观察与社会发展时差相关联的标的物，比如这个城市最好的公园、商场、酒店或者当地人心目中的地标建筑，我们可以用物质文明状态判断地方时差。这种方法可能存在表象的感性认知局限，但却是直接且有效的方法。当然，我们也会观察当地人的年龄、行为，如过马路的人群、在广场上跳舞的人群、公园里的人群……更深层的就是与当地人交谈，这样就可以对这个地方有更深的认识。作为专业规划师，我们要清楚：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的价值立场是“道”；了解当地社会发展状态，因地制宜地制订标准、政策和机制，匹配走向未来的方案或措施是“法”；掌握建筑、街道空间的设计方法则是技术层面的“术”，以此构建城市走向未来的规划。

▲ 东莞松山湖城市中心城市设计图（2020）

回到你的问题，如果讲社会价值的话，我要说“关注人”非常重要。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而且是由不同的人构成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分析社会人群构成的特征和规律。这也是城市规划设计的对象，即多目标人群的“靶向”原则。城市规划的社会学特征需要关注不同年龄、职业的人群，以及这些人在当下、未来数年间的社会权重变化。在深圳城市规划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在规划蓝图的目标、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只要我们关注随着城市发展带来的人的观念变化，以人为本、以现代化为基本目标，就需要以变应变，及时修正和完善发展的蓝图，这也是基于社会变化必须采取的策略。城市规划的时间性价值就体现在及时应对不断的社会变化中，即人的变化。

▲ 深圳湾十五公里休闲带（深圳湾3公园）城市设计图（2003）

平权主义，

在陌生城市体验开放和自由

作为移民城市，深圳规划立足“人”的差异与共性，构建平权化公共空间，在陌生人社会中创造自由交互的公共场景，让不同背景的人群共享现代文明，推动社会进步。

邵： 朱老师刚才讲到了规划设计的“底板”，立足于作为基本单元的每个社会人来看规划怎么做，以人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同时，我有这样一个疑惑，时代在急速变化，社会结构在变，人的生活、工作模式也在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交往空间都在发生变化，折射到城市、建筑这些物理空间，规划师将会给未来的城市空间带来哪些可能性，能否创造新的公共形态，提供更好的交互场景，释放社会、城市的公共性，请朱老师解惑。

朱：中国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化不只是解放了人的思想，也带来了人在空间上流动的相对自由。改革开放前，人的流动是困难的，你要去外地，就需要开介绍信，户籍制度基本上把人“固化”在某个地方。这就意味我们传统的规划和设计，即便对象是人，也是固定的人，规矩非常容易被识别，所以那时的城市发展是带着强烈的计划性特征的，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后来，改革开放带来了流动性，人在空间上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这就带来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也意味着我们从熟人社会的这个固定状态走向了陌生人社会的动态状态，城市规划也对计划性进行了变革，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城市规划的概念和方法。

▲ 佛山南海千灯湖设计草图

以深圳为例，现代的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城市也就意味着原则上没有地方性主体，只有先来后到的人们。一个由陌生人积聚而快速形成的社会，原有的地方性传统观念的比例很低，具有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少了些对现代文化的排他性。中央政府给深圳这座特区城市的任务，是在现代化、国际化、社会进步等领域“先行先试”。在这样的许可下，个人追求理想的状态可以释放得更多一点，大家的共识一个是现代化，一个是可以成为相对自由的“人”。当“人”和“现代化”这两个公因子被提出来后，地方性的东西去掉了，大家以此为前提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如何建设更好的现代化，身在其中的每个个体能够获得什么。对应到城市空间上，诞生了一系列“平权”的公共空间，满足了陌生人群在这里的公共生活场景需求，它能够创造一种更好的交往状态，同时蕴含了平权问题。这样的结果不是新的发明创造，在城市规划原理的教科书中有明晰的表述，在中国的城市中也不鲜见，只是在现代深圳可以更先进、更系统地实现。平权，与人们的收入无关，与知识水平无关。在公共空间里，大家可以共享公共生活场景，分享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果。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交互关系，是相互学习的关系。

想象未来和设计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什么？仍然是“人”，是具象的人，不同收入、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年龄的人。我们既要面对他们的不同需求，又要兼顾共性部分。好的现代城市就需要创造适宜所有人的、体现文明的公共生活场所。现代深圳是一个特别的公园城市，既有天赋的自然山海环境，也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便民公园、数不胜数的城市文化广场，正在全面实施的无障碍城市和全龄友好城市计划都属于公共空间的范畴。

▲ 深圳后海城市中心城市设计图（2008）

修正优化，

是城市规划自觉的自我精进

深圳城市规划以“纲举目张”为特色，在良好空间结构基础上持续进行动态修正。面对技术迭代与代际差异，规划要保持职业敏感度，发现并预判新需求，“以变应变”地实现城市与时代的及时匹配，让规划可以有效且持续地赋能城市发展。

邵： 就像你说的，在公园里，虽然我们是陌生人，但是空间的平权提供了一种不陌生的感觉。比如在人才公园，体验到的是身心自由和共享，在社区里也有同感，让人感觉深圳的大门时刻为大家开放，从社会、城市规划到每一个人，建构了平权体系，又落位到每个具体空间中。请问朱老师，深圳规划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基于现在的状态和起点，未来如何用规划的视野让具体的人感受到城市更多日新月异的变化？

朱： 从空间层面来讲，深圳建设是从小到大、再到巨大的速变，不是从无到有，也不是文学语言表述的“小渔村”。从人类已有的城市规划原理和经验来说，更不是零起点。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城市规划，深圳都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理论和经验基础，更好的起点，就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社会新观念，对人和社会现代化的关注，构成了这座城市建设现代社会的特别文化氛围。因为国家决心让传统的深圳从边境小镇起步，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城市，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城市规划的原理，借鉴国内外在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和设计中好的经验，这个起点相对于当时国内的其他城市而言是比较高的。与既有城市从城墙空间慢慢向周边扩展的拼贴式生长空间结构不同，深圳的结构体系比较理想，在遵循山海自然特色和选择城市组团空间的结构系统上，可以说深圳的“纲”非常好，“目”则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福田中心区、后海城市中心、前海、滨海超级总部都是有预先的系统设计的，包括华侨城、蛇口工业区都有相对完整的空间结构体系，尤其是经济特区范围内的城市空间结构、每个组团的规模和功能布局都有预先的系统性考虑，原则上的错误非常少。在这样的结构上，随着城市发展不断填空，可以说是有序的“纲举目张”。

在深圳45年的规划实践中，就我们经历和看到的，面对深圳超快速的发展，及时的“修正主义”是做好城市规划的一种方法。只有如此，城市和时代的匹配度才会越来越高，而这需要规划师具备一定的职业敏感度，既要预判未来，也要在发现当初的预判与现实需求不符时，及时做出规划修正的反应。就像打飞碟，你不知道飞碟从哪个方向出来，要判断，这是我们规划人应该具有的职业敏感度，它来自伴随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对人每时每刻的观察。近几年的社会发展，科技迭代很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都在改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代际差别不再是以往的10年或20年的年龄差，而是每三五年就可能会有的非常大的观念差，他们的喜好、状态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应该调整或补充什么内容。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出现为数字游民和世界的密切联系提供了新的生活与工作的时空形式，飞机、高铁和网约车等交通方式，保证了不同空间下的时间同步性，个体人生活与工作的时空自由度更大了，这意味着城市规划和设计面对这样的需求和演变趋势要做相应的改变。是在城市公共服务的系统上增加相应的服务，还是在建筑空间的多变性和相关标准、政策机制上做出回应？

近两年，我们在研究宝安北部中心，它可能不再像过去一样，一讲中心就是集中在一块区域里，把各种功能有序地放进去。宝安北部中心诞生于城市的存量发展时期，没有集中可用的地。如何成为一个新的中心？我们要去想象，分散的中心如何做，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在生活场景的空间中是否可以解决工作需求等问题，这些都是目前我们研究探索的范畴。

▲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城市设计图（2018）

鸡尾酒文化，

城市发展的求同存异

“鸡尾酒文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演变的最恰当诠释。现代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几乎无地方性固有的文化“基酒”，各种文化平等交融，形成了城市文化中独特的“深圳性”，带来了观念解放与人性释放。城市文化生态如热带雨林般复杂共生，在现代化的共同目标下保持人的个性，形成创新包容的深圳现代化文明。

邵：深圳是一个不断定义新概念的城市，它不断地让自己变得饱满，或者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径。有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却认为它给人一种新鲜的、不可知的、生机勃勃的感觉，你认为这可以称之为深圳自带的文化状态吗？

朱： 文化这个词，在深圳是可以重新定义的，说深圳是“文化沙漠”的人，他们是站在既有传统文化观念的立场上进行评判的。比如，北京人、西安人站在他们悠久的历史视角纵向看，会认为深圳历史太短。其实，深圳文化是横向面的，多样性并存是深圳文化最显著的特点，而多样则是源于深圳移民社会开放、汇聚的文化状态，各类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形成平行关系，可以称之为“多元特色文化”——每种文化互为彼此的坐标点、参照系。就像热带雨林，它的生机勃勃源自各种生物，细菌、昆虫、苔藓、林木等大大小小生物的共生，曾有位中科院云南植物研究所的老科学家说：“热带雨林是全世界科学家的研究重点，它的生机勃勃、各种生命现象的复杂程度吸引着无数科学家投身其中，但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解码热带雨林动植物之间的相关性。”深圳就是这样一座热带雨林式的城市，这里的每个个体都在用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定义自己，同时又成为别人的参照。当无数个这样不同的个体集合成一座城市时，这个社会的复杂程度就不同了，每个人聚合成它的蓬勃之力，它所呈现的生机也来自每个人。有人就有文化，在深圳出现的现代文化是无法用任何传统文化的立场和观点去评价的。

邵： 在这样的互动中，我对深圳的感受更饱满了。那么，在深圳45 年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作为见证者，你认为哪些关键词可以用来表达深圳，是深圳发展不能忽略的？

朱： 回看深圳过去的发展，我们才会发现当中的关键点。我曾做过一个《跨过深圳河——一个规划师眼中的深圳时空》的主题演讲，里面提到了四个要素，分别是深圳河、规划师、时间、空间。我想强调的是，深圳是一座特别的、复杂的城市。

邵： “深圳河”怎么理解，是一条具象的河，还是一条抽象的河？

朱： 既具象又抽象。具象来说，它就是深圳和香港的界河。抽象来说，设立特区之前，深圳河就是横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道沟。设立特区之后，从南向北跨过深圳河，人们带来的外资、观念最先到达深圳；从北向南跨过深圳河，国人可以了解陌生的世界，发现自身与现代世界的差距。可以说，它是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界河。经过45年的发展，跨过深圳河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从相向而望，到相向而行，开放度、便利度都比过去更高了。便利度高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跨河去往外面的世界，或跨河来到中国，自己亲身去体验、去观察。便利度高则代表了演变中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因为有这样的“跨过”，才为深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让深圳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试验田”和通向外部世界的“桥头堡”。

如果深究深圳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原因，其背后隐藏的是“深圳性”，即人性。改革开放解放了人，解放了思想，使每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得以释放，让其成为一个可以定义自己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对以往的名词或概念进行再定义，这是一种特别的深圳文化现象。

▲ 深圳罗湖口岸综合规划设计（2000）

邵：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深圳奔跑了40多年，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坐下来，聊天、放空、遐想，你看这棵榕树就和环境的尺度很吻合。

朱： 目前我们正在跟深圳大学风景园林学术带头人做有关“岭南新园林”的课题，岭南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地方，对任何东西都不排斥，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对自己有价值就为我所用，这个过程也是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当然也会沉淀属于自己的东西。园林如此，社会也不例外。

可以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多元文化的鸡尾酒现象。调制鸡尾酒是在基酒的基础上加其他饮料。中国40多年的改革带来开放，而开放又引发了更多的改革，让不同文化的交流、交互成为可能，作为主体的基酒决定鸡尾酒的味道、文化、品牌。在深圳“腾空出世”前，几乎所有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基酒”。作为快速移民形成的城市，深圳原来的本地文化“基酒”很快就被冲淡了，每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都在参与调和深圳的“文化基酒”，现代化的观念和被解放思想的人们在这里不断相互学习、丰富自己，无数个独特的“原浆”酝酿出属于深圳特色的城市“文化基酒”。

邵： 文化排异是不是与你说的文化基酒浓度有关，有些城市不愿被稀释掉，就想保证原有的纯度？

朱： 是，如果说传统的文化基酒的浓度与现代化的认知和接受度成反比的话，但凡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或城市，对现代化观念的接受度都不如那些沿海地区或传统文化相对薄弱的城市，在物质空间层面还不是很明显，在社会层面差异就会很大。深圳作为典型而新兴的移民城市，所谓的传统“文化基酒”就很淡，因而在接受现代化观念和吸纳先进经验方面明显比那些内地传统城市要强不少。另外，社会上不同年龄人群的代际差异也是影响文化现代化的因素。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喝白酒，热衷喝奶茶、咖啡，这个变化对茶文化、酒文化都有影响，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消费方式变化的背后是迭代，观念迭代、人口迭代，这一点特别值得观察。不愿意被稀释传统文化基酒的，调制出来的现代化鸡尾酒就有浓厚的基酒味，这并不意味着不好，只是中国现代文化生态的现实特征而已。

邵： 品茶、喝酒的过程，是有一个时间厚度在其中的，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和接纳很快，以好喝为标准，好像一切都破碎掉了。

朱： 应该说是时尚符号现象，也是有关选择的多样性话题。奶茶在西方早已有之，只是现在花样更多。任何传统的东西都会被植入一些新创意，发生新变化，从而得到一些新人群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用鸡尾酒去解释一些文化现象，个性化的东西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大一统的话题概括，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创新，咖啡加什么，茶加什么，如何衍生更多新品，没人否定过去，但需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在地追逐新东西，这是不同时代人们的习惯和选择，破碎的只是上一个时代或上一次潮流的东西。

求异也是创新的过程——跟别人不一样，个性就获得了表达。求异不等于一定能够获得认可或成功，只是需要机会呈现自己，这也是社会多样化、开明的结果。

文化的变化与传统和外来的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当潮涨起来时，鱼、贝壳被冲上岸来，人们就要去赶潮。我们其实总是在追逐不同时期的潮流文化。20世纪60 年代，中国台湾的发展开始起飞，那时候的中国台湾与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很像，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挣钱。到70年代后期，部分人有了一定资金积累，开始关照自己的情绪、兴趣爱好，社会随之呈现出多样性。现在，我们也开始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同龄人，个性化的东西开始显现，这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文明状态。

邵： 就像某个时期大家都进城去“淘金”，去接受城市的“洗礼”，现在有些人又开始回到乡村。然而，即使回乡，对乡村的认知也不同于以前了。就像你说的，在实现物质满足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内在的精神诉求。城市景观、社区设施在优化，某些精神需求在乡村也能得到满足，比如跟你去龙游，这种柔性的细微颗粒度改进，都是以人的精神需求为核心的，驱动着我们迈向美好的未来。

▲ 浙江龙游瀫城市设计及瀫时光青年艺术创造季（2021）

朱： 还是以咖啡为例，咖啡首先是有功能性的，喝咖啡可以让人保持一种亢奋状态。另外咖啡更多地被演绎成一种文化潮流，当它成为一种潮流时，很多人就会“赶潮”。老年人喝咖啡，消磨的是时间和状态；年轻人喝咖啡，喜欢去探究、尝试各种新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咖啡种类和形式。越是关注形式，越是能形成复杂多元的参照，越能看到文化的细节。做好文化细节需要审美力、判断力，看到的美只是一种有对比的差异而已，判断美与品牌的适配度，于是年轻的人们更进一步，创造一种氛围来匹配属于它的文化特征。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山池，它有自己的品牌文化和氛围，与其他咖啡店相比，在这里更会有一段特别的时光。不同的咖啡品牌，有不同的文化，也会集聚不同的人，这就是多样化状态下的个体，就像浪潮中的冲浪板，每个都有独特性。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物质生活中一定会派生出精神生活的需求，二者互为因果。

邵：保持城市已有文化基调的同时，允许植入外来的东西，代表着我们对文明和文化的理解愈发宽泛，愈发包容或兼容，整个城市也会越来越有活跃度。刚才说到深圳的文化基酒，我是这么理解的，深圳基酒的成分就是“鸡尾酒”，有很好的社会调和的基础，是一个开放的机制，不同于其他城市。

朱： 是这样的。同时也要横向看，不同地区的人和文化汇聚于此，纵向来看是年龄维度，不同年龄的人相互间怎么关联。就像魔方，魔方完成时每一面的颜色都相同，当你开始旋转时，颜色就乱了，但背后是有规律的，只是有秩序的逻辑呈现了一个无秩序的错觉。城市的不同区域，国家的不同地区，因为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原因，习惯不一样，文化也不同。不同文化间用什么方式交流？对一个国家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牵涉到文化间的共生，又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就像魔方内在的秩序与乱色的错觉——那只是暂时的现象。鸡尾酒方式同样适用。就像不同地区的人来到一个叫作“现代化”的深圳酒吧，每个人有一杯自己的基酒，彼此间可以融入别人的基酒或其它饮料的味道，但基酒主调还是自己的，这就是文化交融，共同的前提是在一个“现代化”氛围的场所中。为什么必须是现代化？现代化与人密切相关，它解放了人，解放了观念，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现象，观念变、行为就变，生产、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改革开放的伟大贡献在于开放、启蒙认知，解放了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深圳现代城市社会合法性的核心内容。

▲ 深圳超级总部城市设计图（2020）

中国式现代化，

深圳“皮试”

蛇口，通过观念革新、物质文明示范和国际联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见证。深圳作为中国现代化“皮试”的先锋，已从经济特区迈向“社会特区”新阶段，未来深圳仍将继续扩大开放，探索深圳社会建设，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邵： 以深圳为例，此前很长时间都在进行城市空间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你认为深圳这个时期的现代化尝试到了哪个阶段，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权衡的参照？

朱： 参照方面我没有统计数据，不过，在有限的空间里，人口快速增长、经济活跃、科技领先，产生这样的结果，很有必要做详尽分析和系统研究。

深圳从经济特区发展到今天，大背景也有所变化。最早的经济特区，是以城市舞台承载经济特区，发展产业，它背后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发轫，引进和学习外部世界的东西，到底用什么方法、什么理念可以做或不能做，需要深圳经济特区先做个“皮试”，看看效果。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到后经济特区时代，深圳的国家价值又是什么？后经济特区到底是什么，由什么构成？直观上讲，经济特区诞生的那刻，也就宣告社会特区的存在，二者是强关联的，只是不强调而已。

▲ 深圳超级总部城市设计图（2020）

过去更多强调的是发展经济，其实在社会观念、机制、制度、文化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深度涉及，否则何谈“皮试”？比如蛇口，它在经济、社会和城市等方面是同时推进，标准极其现代，规模不大，却创造了非常特别的蛇口社会，民间的一些活动，如蛇口基金会、蛇口戏剧节、蛇口无车日等，这些都是居民自主组织的。即使在今天，在国内也是少有的。2008年，我们研究前海时提出：后经济特区时代，深圳应该在社会特区做文章。这个社会特区不能太大，比如前海范围，既要面向国内，也要面向国外，国际化就涉及制度，比早期经济特区更复杂，这就要求深圳未来要继续开创、开放和配套的改革。

邵： 刚才你谈到蛇口又是深圳的探索前锋，蛇口的现代化体现在哪里？

朱： 首先在观念上，当时深圳被称为“一夜城”，国贸大厦创造了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这个时间概念和以往、内地对时间认知的差别太大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耳熟能详的口号来自蛇口招商局工业区。在“蛇口风波”中，蛇口工业区的领导说，在蛇口可以遵循“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们说话的权利”的包容。这些观念无疑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阵文化观念的现代飓风。如果讲非物质现代化的话，蛇口观念就是中国现代化典型的非物质文化。

其次，当时很多人对这些观念、做法有怀疑，蛇口没有去争论，而是快速行动，以留下物证的示范方式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化的文明生活，什么是思想观念的解放。这些城区，即使今天去看也不落后，仍会被感动。南海酒店旁边是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竖条窗的现代主义的房子，酒店旁边是别墅区，别墅前面是沙滩，商业街、住宅、公园、工业区，整个片区示范了街道尺度、现代建筑，用物质文明的方式呈现现代化的符号、场景。此外，中国第一个地面微波中继站也诞生在蛇口，连接了中国和世界的通讯信号，蛇口的对外港口，实现了与港澳、外部世界的有形连接。面对质疑，蛇口没有去讨论对错，而是抓住难得的观念“窗口期”，在最短时间内把现代化的生活和工业“变现”，这就是蛇口，也成为深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永恒证据。

后经济特区时期，未来的蛇口在文化特区方面也许还有机会。今年的第二届深圳艺术周办得很出色，以海上艺术中心为活动中心地，用全新的分布式时空观表达出文化、艺术的在地性，与城市、社区在一起。后经济特区时期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从文化艺术的角度介入社会生活，单从观念上就可以继续先行先试，这个领域可大有作为，前提是开放。我始终认为深圳对中国现代化的价值，是做“皮试”、先“下水”，蛇口能否开启文化特区，继续精彩，我们也拭目以待。

▲ 深圳湾公园设计草图（2005）

观念更新，

城市更新才有新内涵

城市更新不是涂涂抹抹、修修补补，而是由内而外的系统性变革，因此城市更新首要是观念更新，从内涵入手，通过功能调整、标准更新展现新文明状态，使旧空间焕发新生机。想要具有地方性的更新，就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求同存异”，保持文化差异性，才可以避免“千城一面”。

邵： 在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城市化进程也有非常好的成效，结果却被人们质疑“千城一面”，大家也在反思城市化的下一步到底如何？尤其在存量时代，城市更新会带来哪些变化？现在的城市更新，与以往的城市化肯定是不同的，是否会创造新的能量场？你怎么看待城市更新？

朱： 首先，千城一面与中国社会的文化状态有直接关系，其背后的逻辑和核心，是文化多样性的缺失。地方文化缺乏自信，也不愿意创新，借鉴模仿成为实现政绩或经济利益的现实主义捷径。没有深度思考如何创新地方特征，也缺乏做现代化的核心思想能力和主动的责任心。某种程度上，这与我们的基础教育、社会观念也有相关性。历来，我们强调统一，统一概念、统一市场、统一文化观、统一意识等，直接结果是弱化了差异性。举个例子，方言和普通话，方言意味着每个地区的文化个性是有边界的，是保持文化差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因素，统一意味着地方特色的被替代和消除，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关注的文化问题。没有差异的东西在一起，它们之间就不会流动，自然也就失去了生机。恰恰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去思考能否创造一些差异出来，或创造条件让差异存在。统一没有问题，关键是要“求同存异”，在现代化的前提下，保持个性，各做文章，才能保有生机和活力。

前面提到岭南园林的现代化，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看过介绍广州在岭南传统园林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实践的纪录片，介绍广州白天鹅宾馆、东方宾馆等建筑在传统基础上做现代化的探索，印象很深刻。可惜改革开放后，西方景观设计进入中国，其设计理念和视觉冲击力与我们传统园林设计有非常大的“时差”。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房地产的需求，西方的景观设计几乎挤占了我们自己园林设计观念现代化的大部分机会，城市的地标建筑设计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国外建筑师的天下，国内建筑师应该也有同感，这些都是城市更新中需要直面的观念时差问题，好在我们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学会了很多，有了一定程度的知己知彼的认知。如果说40多年前，我们需要借助外力推动现代化进程，在经历了学习、实践和反思之后，今天在新的城市建筑持续现代化过程中，又该如何体现我们的建筑设计、艺术、文化，甚至社会的主张？过去40多年的发展，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根据不断改变的需求和观念，探索空间形式及其内涵是什么。城市更新的能量来自源源不断的人和社会进步的需求。城市更新是涉及更新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有人在，就有满足他们个性化生活的新的一天；有社会在，就会有以想象更美好的明天为目标，对眼前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及社会运行系统进行检讨和更新改良的必须。

▲ 东莞松山湖第一次集群设计工作讨论（2002）

▲ 东莞松山湖第三次集群设计（2003）

▲ 东莞松山湖第四次集群设计现场图（2003）

邵： 有新有旧，一直在更新和变化的状态中，矛盾会时刻伴生，但是在矛盾拉扯过程中，一座城或一个人会变得更丰满、立体。正因为这个过程是被允许的，所以我们建立了多维视角去观察。有时候我们想要突破、改变，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后，可能会以一个更多元、丰富的姿态出现。

朱：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的争辩是没有意义的，要像蛇口、深圳一样，先把客观真实的东西做出来，大家再来评判对错。中国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于城市中建设了那么多物质空间，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更新是必然的。进入存量时代，这个存量包括空间的存量、观念的存量、问题的存量，怎么解决这些存量产生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动态地更新观念，观念更新后，才能决定后面所有的事情，观念不更新意味着原有的存量空间无法识别其中存在的真问题，也就没法变。更新了观念，即使空间形态不变，空间内涵也要变。为什么叫腾笼换鸟？笼子还是原来的，笼中的内容、内涵有变化，就可以满足新的需求。更新观念需要系统性地更新，可以让识别问题的参照维度更多，权衡的因素也更多，从而可以不只是从经济角度去计算更新的效应。相对来说，在越复杂的参照系下，发现的问题可能越精准，就像卫星导航一样，不少于三颗卫星才能基本确定位置。卫星越多，确定的三维位置就越精准。

▲ 福州烟台山设计草图（2015）

▲ 福州烟台山设计草图

“千城一面”是一个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态的现象，既需要知晓那是一段客观城市化历史的事实，有其无法规避的原因，今天认为是问题，也就需要有信心去直面，但要知道这样的问题，不是“涂脂抹粉”的城市美化行为能根本解决的，从更新和改变观念切入，促成由内向外的变化，内涵变了形象随之改变。经历了难得的快速城市化的几十年，在未来城市建设和更新中，能有一些“千城千面”的观念意识，让个性的城市形象和气质在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中有所分异，对于保留和营造地方文化特色而言就算是利好，否则那些教训就失去可用于纠正的意义了。城市更新的关键在于，既要建成物质文明空间以呈现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成就，又要从价值观的角度去触及社会运行内部的功能性的东西，以展现出一种新生活、新生机、新文明状态，使得存量成为源源不断的文化和文明的增量。

▲ 更新后的福州烟台山（2023）

本文图片由朱荣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