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p不是那么任性和“耍酷”。他们很综合全面，温和而有趣。相对来说，他们的作品是在现代主义的传统中逐步发展，渐进式地走到了今天。冯·格康和他的团队是务实的建筑师，能面对“此时此地”。因此他的业绩才能长盛不衰。

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改建方案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gmp没有拂袖而去，算是笑到了最后，哪怕笑得有点勉强。

我们可以猜想，柏林世界杯赛场改造，南非世界杯场馆，巴西世界杯场馆，这么多大项目，这么多跨文化合作，假如没有务实的精神，扎哈·哈迪德在东京的遭遇，也许早就会落在gmp的头上了。

我看gmp：

理智中的浪漫，务实中的创新

李振宇

三个传奇

gmp是德国建筑师的成功范例，也是半个世纪多以来德国建筑青年的励志榜样。

20世纪50年代，还是建筑系学生的冯·格康和玛格在西柏林泰格尔机场设计竞赛中一举中标，随后成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干净漂亮地完成了泰格尔机场设计建造，成为众多建筑师津津乐道的第一个传奇。

50年的发展，在德国建筑师事务所普遍小型化，设计项目渐渐萎缩的背景下，gmp长盛不衰，始终保持着200人以上的规模，在德国和世界各地屡屡获得设计委托，其中大项目为数众多，成为设计寒冬中耀眼的暖色，让众多同行羡慕，这是第二个传奇。

21世纪初，gmp事务所发展中国设计业务，而当时诸多欧美建筑师在此磕磕绊绊，并不顺利。比如德国某建筑师在设计上海一个高层建筑项目时，发生了旷日持久的纠纷，后来在德国大报上发出了“傻瓜才到中国去做设计”的抱怨。gmp闷声不响，笑眯眯地甘当傻瓜，在中国开始的三年中就投标60多个项目，中标比例颇高，成为在中国最成功的欧洲建筑师事务所（没有“之一”）。如今，他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设立了办公室，设计师过百。承担的重要项目有：临港新城规划、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上海外滩SOHO、重庆大剧院等等。这是第三个传奇。

回头看来，这些传奇不是偶然的，是和gmp的设计思想和处世之道密切相关的，当然，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契合。

中国国家博物馆gmp投标方案模型©gmp

中国国家博物馆gmp最终方案东北视角©gmp

gmp建筑设计的四个法则

不止一次地听冯·格康教授和他的建筑师们（例如格茨、胥茨、吴蔚、唯斯等）谈到gmp的四项设计原则：

· 简单（Einfachheit）

· 统一而多样（Vielfalt und Einheit)

· 独特性（Unverwechsekbarkeit）

· 结构性的秩序（StruckturelleOrdnung）

在冯·格康的眼中，鸡蛋、丰富的肌理、雪花、中国纸伞，都是最美的形式，是上述四点原则的完美体现。gmp的设计作品，向来都是非常理智的，他们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同道人。每一个设计，似乎他们都在找“理由”，从理由找到系统和结构，从结构产生形式。哪怕形式早于理由出现了，他们也会努力发现这种形式存在的理由。慢慢地，这种设计方法已经渗入了他们的血脉。对于gmp来说，离经叛道、忽发奇想、妙手偶得基本与他们无缘。层层推演，抽丝剥茧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比如临港新城，这个规划80万人的城市，她的中心是一个与西湖一样大的圆形的人工湖。仔细一想，确实有道理，因为填海的原因，水面和陆地相互变位了，圆形的湖面成为城市的中心，城市的结构藉此呈同心圆发散出去，如同水滴形成的圈纹。

水滴©gmp

临港新城规划

比如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据gmp自述，采取这样的形式完全是因为结构的原因。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所有建造工作。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Marcus Bredt

这样的理智方式，是典型的德国理性主义建筑的派生。在逻辑的体系下，他们追求“一个”完整的形体。这也许就是他们倡导的“统一而多样”的前半段。柏林勃兰登堡门之侧的德累斯顿银行，就是一个立方体，挖出一个圆形的中庭；柏林中央火车站，就是两片平行四边形的高楼（按中国的看法并不高）跨在如香蕉般弯曲的站台天棚之上。重庆大剧院，如航船般的轮廓虽有多片体量组成，但却在表达“一个”形象。在“塑型”（Gestaltung这个词是德语独有，与“格式塔”的词根相同）之后，gmp并不象最理性的翁格斯[1]那样，用一种鲜明的形式语言来包打天下。也许是他们的作品太多，形式语言的性格突显几无可能。况且，冯·格康和他的建筑师团队一直在追求统一中的“变化”的趣味呢。

重庆大剧院©Hans Georg Esch

重庆大剧院剖面©gmp

他们追求的主要趣味，并不是很“类型学”方式的变化，也不是非常“建构”的变化。相对来说，他们在运用材料方面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地方，可是gmp对材料的构造很在意。柏林施潘道火车站的站台顶棚平面同样是香蕉的形状，剖面是拱形。顶棚上的2000多片方形玻璃，每一片都不一样大小，据说最小的差别只有1毫米。这在数字化、信息化年代还未到来之前，是非常难得的。这跟当年汉斯·夏隆德[2]设计柏林爱乐音乐厅的每一米画一个剖面有得一比。

柏林施潘道火车站内景©Hans Bach

同为德国建筑师，gmp不是奥托[3]那样高技术，不是玻姆[4]那样解读历史，不像舒尔特斯[5]那么追求形式（还有点儿后现代），不像绍尔布鲁赫那样生态，更不像年轻的迈耶那么数字。gmp不是那么任性和“耍酷”。他们很综合全面，温和而有趣。相对来说，他们的作品是在现代主义的传统中逐步发展，渐进式地走到了今天。冯·格康和他的团队是务实的建筑师，能面对“此时此地”。因此他的业绩才能长盛不衰。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改建方案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gmp没有拂袖而去，算是笑到了最后，哪怕笑得有点勉强。我们可以猜想，柏林世界杯赛场改造，南非世界杯场馆，巴西世界杯场馆，这么多大项目，这么多跨文化合作，假如没有务实的精神，扎哈·哈迪德在东京的遭遇，也许早就会落在gmp的头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gmp中年轻一代设计师，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汉堡申奥体育建筑的设计，呈现出全新的概念，“两栖”的功能，参数化设计的注入，令人感到新意叠出，充满期待。

其实，gmp的思想方法，对大多数青年建筑师特别有参考价值：如果你生来就是天才，你只顾去走你自己的道路。如果你生来不是天才，那么这种逻辑、结构、追求变化的趣味、中观的着眼点、平和务实的心态，都特别有用。

我与gmp

1999年4月21日，我第一次来到德国。第一个令我感动的建筑，就是抵达柏林时必定经过的泰格尔机场。伸缩式的红色箱形登机桥，六角环形的候机楼，极其简洁明了。从取好我那件绿色的行李箱，到登上出租车，只花了七八分钟。后来查了资料，两个六角形相扣的平面，巧妙地解决了三种流线。这种逻辑关系一眼就让人明白，让人折服。

我在德国两年多，由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德国DAAD奖学金共同资助，在柏林工大建筑系彼得·赫勒教授门下进行联合培养博士生学习。这25个月中我应该说非常用功，看了800多个建筑项目，走访了60多个德国城市和50多个其他欧洲城市，访谈了40多个专业人士，参观了30多个展览。在题为“以柏林为例”（Z.B.Berlin，例如柏林）的展览上，我第一次见到了gmp中央火车站的模型，一弯加两片，体型的生动、简洁、统一、有变化，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建成之后，在现场我惊叹于其三层轨道立交、上部建筑分离、两套结构系统相互断开的做法，忙而不乱，胸有成竹。而且造价并没有像汉堡爱乐音乐厅那样不断增加。后来的十年中，我多次给学生画过这个设计，这对我后来的设计工作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德国期间并没有机缘和gmp接触。柏林的教授和建筑师们议论起gmp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经常赞赏他们的规模和项目之“大”，也有时挑剔这个“大”。

柏林中央火车站草图©Meinhard von Gerkan

柏林中央火车站©Luftbild Berlin

柏林中央火车站内景©Marcus Bredt

2001年我回到上海，随后参加了安亭新镇的评审工作，开始与gmp参加教堂设计的胥茨先生等有了接触。2002年，在柏林参加UIA国际建筑师大会期间，访问了gmp柏林办公室，并应邀参加了他们在柏林德累斯顿银行举行的“为中国设计”展览。冯·格康、玛格、吴蔚等邀请了何镜堂院士、伍江教授和我参加了开幕式。之后，2005年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中德联培双学位硕士项目开始，学院和gmp上海办公室的合作日渐增多。在我主持的《中德建筑比较》课程上，每年都邀请gmp的建筑师来讲课1～2次，冯·格康教授、格茨、唯斯、吴蔚、贺繁怡多次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课堂上来讲课。之后gmp举行的有关学术活动，我也经常参加。几年前，gmp几位合伙人拿出自己的部分收益，创办了“建筑文化学院”（aac）；每年的夏天，招收24位全球各地的建筑学生和青年建筑师，参加为期四周的设计课程培训，关注建筑的发展和变迁，倡导设计新方法的运用，课程全部免费，还提供部分资助。我也推荐过学生前往参加，有的被录取了，有的没有成功。在我和蔡永洁教授主持的《中德建筑比较》课上，gmp的案例也经常成为中外学生研究的对象。

2014年7月，同济设计院代表团访问了gmp事务所汉堡总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4年12月，冯·格康先生受聘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顾问教授，学院举办了隆重的授证仪式。2015年9月，冯·格康先生作为UIA霍普杯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的出题人和评委会主席，在同济主持了竞赛评审。在评选一等奖方案时，以他为代表的欧洲评委与以南加州建筑学院院长阿鲁索教授为代表的美国评委分歧很大，争论激烈。老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能听取他人的意见，终于形成了结果。老先生在专业问题上严谨务实，讲究逻辑；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可爱的老头，热爱美食美酒，喜欢开快车兜风，爱和年轻人聊天拌嘴，还是一家很好的米其林一星餐厅（汉堡Le Canard Nouveau餐厅）的半个老板。这样的性格，也许对gmp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吧。

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gmp形成了自己坚定的风格。那就是：理智中的浪漫，规律中的变化，传统中的渐进，务实中的创新。

编者注释：

[1]O.M.翁格斯（O.M.Ungers)，1926年出生于德国，1947-1950年在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学习建筑，师从艾尔曼（Eiermann)，毕业后即在科隆开设了事务所。后来曾在柏林工大建筑系、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任系主任。1987年获得了德国建筑师协会金奖。翁格斯不仅有许多作品，更有百篇论文著作，是德国新理性主义建筑师的代表。

[2]汉斯·夏隆德（Hans Scharoun），德国有机建筑最主要的代表一汉斯·夏隆 (Hans Scharoun)一生设计过大量作品，包括为私人住宅、公寓大楼、学校到战后柏林及其它城市的大规模重建项目。他不仅成功的诠释了哈林的有机功能主义观念(Orgnic Functionalism)，还将其应用于实践。一战后，夏隆参加德国的建筑革新运动，是1919年成立的德国艺术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在1927年由密斯主持的斯图加特住宅展览中有夏隆设计的一座住宅。

[3]弗雷·奥托（Frei Otto），1925年5月31日出生于德国，著名建筑师、工程师。奥托对轻质张力帐篷结构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设计创新且呈现了现代建筑的本质。成名作是1972年的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该体育场开拓性的使用了轻型拉膜结构，而在此之前传统的体育场都是封闭式的严苛单一形象，弗雷·奥托的设计打破了这一传统，而他的设计也被认为象征着新兴、民主和乐观的德国。2015年3月9日，由于弗雷·奥托（Frei Otto）的突然离世，普利兹克奖评审委员会提前两周对外正式发布弗雷·奥托荣获201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消息。这是普利兹克奖36年以来首次在获奖人去世后公布其获奖消息。

[4]戈特弗里德·玻姆(Gottfried Boehm)，1920年1月23日出生建筑师世家。他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表现后包豪斯的建筑师，但他宁愿确定自己是建筑师创造了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世界的思想和物质世界之间的城市建设和环境的"关系"。

[5]阿克赛尔•舒尔特斯（Axel Schultes），1943年出生于德国，1963-1969年在柏林理工大学学习建筑。重要作品是德国波恩艺术博物馆和瑞士伯尔尼美术馆等。评论普遍认为，他的作品形式上偏向简洁，规则形为主，对称手法应用较多，但细节丰富，注重光线所产生的效果，曲线也并非是完全自由的。

本文即来自AC建筑创作2016年第一期《时间与文化的逻辑建构——gmp50周年纪念专辑》，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振宇教授关于gmp的评论文章，讲述了在与 gmp 结缘的过往中对gmp的深刻理解。

李振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建筑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德国包豪斯基金会学术咨询委员等。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学士、硕士、博士。1989年起在同济大学任教；1999～2001年在柏林工大联培博士进修。主要从事建筑学教学、设计、研究工作，重点关注住区与住宅设计、外交建筑、国际建筑教育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