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加坡航空Priority杂志

近期SPARK思邦董事、创始人Stephen Pimbley接受了新加坡航空的采访。在采访中Stephen谈到了2020年是SPARK思邦成立的20周年，并分享了他对后疫情时代建筑的发展以及未来建筑将会向纯正的小型村庄发展的观点。

斯蒂芬·平博理

Stephen Pimbley

SPARK思邦创始人、董事

Stephen于1984年作为Gulbenkian学者身份毕业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在求学期间，他已经开始作为建筑师的设计实践，在伦敦YRM事务所工作，并参与伦敦盖特威克机场(Gatwick Airport)本航站楼设计项目，毕业后Stephen加入英国理查德· 罗杰斯事务所(Richard Rogers&Partners)伦敦办公室，并设计了1985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罗杰斯福斯特斯特灵展览空间。

1990年，他加入了威廉·奥斯普设计事务所以及Lyall (William Alsop’s studio & Lyall)，

作为项目建筑师，他负责设计的法国马赛区政府总部办公项目(Hôtel du Département des Bouches du Rhône in Marseille)获得多项设计大奖。1994年，他被提升为设计总监，2000年升任合伙人。Stephen主要负责公司的海外项目，在法国马赛的项目之后，他又相继在德国汉堡，柏林和荷兰鹿特丹工作。

2000年他在亚洲设立事务所并负责设计了新加坡克拉克码头项目，该项目也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包括Cityscape 2008 最佳滨水项目奖。2009年他与之前的同事一起创立了SPARK思邦建筑。Stephen是北京来福士广场，宁波来福士广场的主导设计董事，并同时参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的设计，该项目在2011年荣获MIPIM亚洲最佳综合项目大奖。

Stephen经常在欧洲和亚洲范围内发表演讲，并在英国、德国、法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多所大学内执教，同时他也是皇家艺术协会的会员。

原文编辑：Arista Kwek

Stephen Pimbley所追求的并不是宏伟壮丽的建筑。作为是SPARK思邦的创始人，他将公司的办公室分布在新加坡、伦敦和上海三地，并且以“创意是我们的基本信仰”作为公司的座右铭。即使有益于社会的创意不会很快的带来财富，但是Stephen坚信我们必须不断的开发和检验新的创意，并不断的挑战自己智力和创造力的极限。

▲ 乌节路改造 ©SPARK

保持着“创意是我们的基本信仰”的理念， SPARK思邦持续的设计出具有创新性的屡获殊荣的建筑。这些建筑以一种新颖并中肯的方式改善都市生活，并使社会和环境更新相融合。随着新冠状肺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Stephen分享了他对于后疫情时代建筑的观点。对他而言，疫情对于建筑的影响是让建筑回到了其本身应始终关注的重点，即以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生活。

您觉得您的2020年怎么样？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否有较大的改变？

Stephen：2020年是我在亚洲工作的第二十年，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沮丧的一年来纪念我的个人里程碑。我怀念坐在设计室中和同事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我发现集体学习的过程中对创意的产生和沟通很难通过线上会议而实现。我绝对不是一个反科技者，但是我发现技术以惊人的速度显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些改变同时令人振奋和恐惧。我认为大多数人仍在努力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以及这对于我们行业的实际影响，和未来我们应该将如何生活和工作。

您在亚洲工作的20年也就是SPARK思邦在亚洲成立的20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SPARK思邦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在接下来的十年中，SPARK思邦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Stephen：我们很幸运的在促进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各行各业中获得了许多机会。在我2000年设计了新加坡克拉码头之前我从未从事过“商业”发展项目。但是我们逐渐在不同类型的滨水项目中获得声誉，从小尺度的漂浮餐厅到城市尺度的滨水项目。

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是提供与城市和社区密切相关的项目，并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复兴。城市景观的更新通常是一个非常混乱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认为城镇改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和值得关注的想法，特别是如果避免在敏感的绿带土地上进行建设的话。SPARK思邦最近完成的大尺度的城市更新项目，例如广州广船城市规划和合肥钢铁厂改造，这两个项目都是对原有废弃的工业遗址进行改造并使其再次具备吸引力和活力，并为周边的居民提供新目标和建立社会联系的机会。通过从原始形式上对其进行物理改造（通过振兴旧工业建筑并吸引投资来实现复兴），我们可以创建繁荣的商业，住宅和文化区。

▲ 广州广船城市规划 ©SPARK

SPARK思邦所参与的滨水空间改造项目始终以多功能的场地用途和活力为目标。项目综合考虑了全天候的使用、不同类型的零售、办公、和社区基础设施，以及人们有可能在靠近绿色空间的地方可持续地生活和工作，并且可以在步行范围内到达公共交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习到如果你可以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场所并可以在建筑用途和建筑规模之间取得平衡，那么人们将会认可这个场所并带来长期的可持续的成功。我们的目标一向是尽自己所能来面对提供给我们的机会，因为没有人知道十年之后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为仍能在新冠状肺炎中幸存而抱有感恩之心，并对未来持有积极的态度。

在新冠状肺炎之后，您预测建筑行业会有哪些发展趋势？

Stephen：这次疫情极大加强了人们对于小巧而可靠的事物的拥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科技人们被联系在一起。这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就是好”的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70年代初期，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馬赫在他的著作《小即是美》中所支持的观点似乎已经实现。人们希望在离家近的并且可以接触室外空间和新鲜的空气的地方工作。中央商务区和郊区大开发很有可能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重新改造的综合性的小村庄。在这里一切都在步行或骑自行车可到达的范围内。

这些小村庄可以由不同的建筑类型所构成。在“人人都有花园”这一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口号的支持下，通过这些亲生物的场所将建筑相连接。从而确保在健康、社会公平和生态这三大点的影响下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混合生态。

▲ 乐龄农庄 ©SPARK

在SPARK思邦的设计提案中包括了乐龄农场这一养老服务设施。这一提案将养老公寓和城市垂直农业相结合，来解决新加坡所面临的两个紧迫的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和粮食安全问题。

在这个长期的建筑计划需要与疫情的持续不可预测相结合的时代，您觉得什么是不变的？

Stephen：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事情会保持不变。因为建筑（与时装行业不同）像是一个海中的巨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可以改变其航线。一个建筑项目从概念到施工需要很长的时间，平均的项目周期为四年。正因如此，建筑行业需要真正面对的问题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气候变化。

人们建造了太多建筑而打破了房地产行业的平衡性，实际上有很多项目完全没必要拆毁，因为改造所需要的能量远少于新建建筑。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仍有很多人对于建造500米以上的高楼感兴趣。这是Fritz Lang对城市的愿景，在1930年代曼哈顿的鼎盛时期。当时我们看到权力和财富表现在混凝土、玻璃和铝上的时候，感觉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们现在仍然对这种从根本上有缺陷的关于自我价值和高密度城市的愿景感到着迷。

▲ GR.iD ©SPARK

SPARK思邦将新加坡的POMO商场改造为新加坡青年目的地。其智能的俄罗斯方块设计将商场的街角部分最大化并增添活力。GR.iD预计在2021年年底建成。

对我个人来言我愿意看到更多的创新。现在城市中大多数建造的是“房屋”而不是“建筑”，现在商业楼板被不可持续的玻璃材料所包裹。这一现象是受房地产经纪人售卖的需求所驱动的，而不是受到为城市的质量做贡献和积极的参与到街道发展所驱动。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而不是出于自私回避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开始更加全面的看待建筑，能量，能源消耗和城市。也许这场疫情将我们推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新加坡的许多建筑师加入了建筑师宣言这一活动（通过建筑对抗气候变化的承诺），我们的行业合作伙伴需要紧随其后，因为建筑师在提供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参与的程度相对较浅。

对于培养下一代建筑师，您有什么想法？

Stephen：居住在巴黎的英国时装设计师John Galliano与他的实习生一起对他的作品进行修改和调整，从而使其与街头风格保持联系。比起我来“培养”年轻的设计师，我更希望我们的年轻设计师有能力可以改变我和/或SPARK思邦。我期待找到一个准备好为我们设计室的社会和艺术文化做出贡献的人。

我们最近有一个实习生，她决定不再继续从事建筑行业。现在她有机会在迪斯尼乐园以一个创造性的职位工作。如果有一天她可以回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她的技能，那将会是很棒的一件事。建筑作为一个职业有时会是很封闭很孤立的。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像Thomas Heatherwick这样的设计师和像Olafur Eliasson这样的艺术家正在设计吸引并参与更广泛社区的建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