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这座20年前还被戏称为中国最大县城的城市，如今是真的“肥”了。

据最新出炉的2020年中国城市GDP数据显示，合肥市首次跃上万亿元台阶，成为国内地区生产总值第20位的“新一线城市”，十几座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则相继被其甩在身后。

二十年，一个省会城市GDP翻了近26倍。

合肥经济的快速崛起也瞬间引燃了网络，前年私募大佬但斌就在微博上转发了一个段子：

中国最牛逼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是合肥市政府！

段子终究来源于现实，被媒体誉为“最牛风投城市”的合肥到底是如何成功逆袭的？合肥模式又会给各地政府带来怎样的启发？政府着眼“风投”主动出击需要承担什么风险？会成为新的潮流吗？

合肥？凭什么？

合肥的成功，既依靠自身不断打怪升级，又得益于外力持续声援，整合下来有四套打法，各位看官不容错过。

打法一：市政亲操资本化招商

政府牵头招商引资已经不是新鲜概念，简化流程无非就是：投资拉拢→企业落户→择机退出。只不过不同政府的招商水准有所不同，所带来的盈亏就有所差异。

传统的政府招商，通常是通过社会化招商，引进优秀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借助其资源和品牌口碑为企业提供落户机会和风险保障。同时政府也会提供较好的营商环境，包括减税补贴、低价出让地皮或是出面在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牵线搭桥。

传统模式确实有成功案例，但政府终究只是产业建设的“第三者”，缺乏亲临战场的参与感。

而合肥市政府则另辟蹊径，拍着胸脯亲自出击，硬生生把自己打造成合肥产业版图的中心。他们是这样玩的：

通过资本化招商，选择优标“潜力股”，以足以覆盖企业落户建厂成本地大手笔注资，吸引企业落户，待时机成熟再通过二级市场将所获企业股权转让套现，寻找蓝海再次注资。

从资金运作的角度来看，合肥模式完全可以实现资金的良性循环，越战越猛，抗风险能力也越发强悍。

图源：TOP根据资料整理

打法二：催化产业聚集，因“合”而“肥”

此打法名为“合”，意在实现“集聚式产业升级”。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合肥市政府熟知自己的潜在市场和资源禀赋，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花大力气研究什么产业既符合国家战略发展大方向，又能最大程度上拉动自身经济和社会进步。从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合肥吸引的每个产业基本上都是符合自身的特点，具有产业上下游联动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

拿2007年合肥市政府决定倾力投资京东方的事举个例子。当年合肥市财政收入紧张，且在面板产业毫无涉猎经验，却为了引入京东方不惜暂缓城市地铁建设。足以想象此举能够引起多少不解与质疑。

但在明面的高风险“赌注”背后，却是合肥市政府慎之又慎的考量。

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首条TFT-LCD六代线2009年开工，2010年量产，填补了国内液晶电视面板制造空白，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液晶电视屏时代”

自2005年合肥立下“工业立市”的战略之后，海尔、长虹、荣事达等一众家电品牌相继落户。2007年，合肥电视产量尚不足500万，30%的本地配套率又在众多家电分类中处于垫底。再加上彩电生产需要显示屏，而当时国内主要依赖日韩进口。以上都给足了引进国内自主面板生产企业的理由。

而当时的京东方，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外液晶巨头降价保命，头顶“无妄之灾”成为困难户。二者一拍即合，在一片争议下投入175亿元开建了第6代液晶面板线。线上的产品首先就应用于当地的下游家电产业，消化了部分风险。

同时，引入京东方也打开了合肥新型显示面板产业链更上游的环节。基板玻璃、偏光片、模组等企业纷至沓来，形成了“从沙子到整机”全产业链建设。

继面板产业后，合肥开始了“第二轮豪赌”——合肥长鑫。

投资京东方的成功，为合肥市政府带来了押注半导体产业的机会。2017年，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成立三年之后，合肥政府看准时机果断出手，与兆易创新成立合资公司合肥长鑫，专攻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研发生产。新的一轮集聚式产业升级就此开始。

在“产业集聚”基础上，选择合适企业引入既是完善现有产业链，又是向更高端、或者更新的领域进行突破。城市更新，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一个城市是否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关键看其城市产业的能级是否得到了提升，是否能向高价值、高创新的高端产业转型。 

合肥市政府看似不计后果的大手笔投入，其实是一群看得到完整信息的人，早已把风险进行了计算和消化，而非只靠一腔热血寻找明星企业。

打法三：好兄弟拉一把，咱们一起吃鸡

连接，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合肥正好处于安徽省和整个中国比较中间的位置。自2005年合肥提出“实施向东发展战略，加速融入长三角”，到2007年开启高铁时代成为预备中部核心交通枢纽之一，再到2016年正式挤入长三角城市群的一员。

合肥不仅可以获得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产业的加速转移，还能参与“众兄弟们”的产业协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合肥到达长三角其他主要城市所需时间↑

作为一个由于交通经济发展所快速形成的一个新兴化城市，合肥的创新发展思维独具特色。再加上身边都是一位位早已发家致富的兄弟们，合肥成为了长三角制造业转移的“成本洼地”，优质产业持续导入。

打法四：学霸就是资源！

人才，永远是打造伟大城市的基石。

回看合肥近代历史，第一次“豪赌”也许就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一穷二白的合肥勒紧裤腰带大声表示：“安徽人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

如此，在南迁中相继被河南、江西、湖北拒之门外后，中科大最终安家落户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旧照↑

如今合肥依靠中科大等多所高校，不仅拿下了比肩上海张江、北京怀柔以及深圳的国家科学中心，成立了四所国家级实验室，诞生了大名鼎鼎的“墨子号”、“京沪干线”等重大科技成果；还借助高校输送的科技生力军，占据科技研发区位优势，直接引导城市投资方向，并孵化出例如以科大讯飞而闻名国际的中国声谷。

为何合肥你学不会？

以上四套打法，再加上些许成功的偶然，合肥让其他城市惊艳的同时也展现了城市繁荣的更多可能性。

不过，就如段子所讲，合肥治市的行为本质即是“风险投资”。

在风险投资圈中，优秀的投资者从来不乏追逐者。但所谓风投，是先要承担风险，才能享受收益。少有的诱人收益背后却是暗潮涌动的高风险，能踩着钢丝获取成功果实的仅是少数，更别提捏着纳税人的血汗参与到一场场的博弈之中。

赢了拍手称快，输了千夫所指。

讽刺而令人唏嘘的武汉弘芯↑

2017年成立的武汉弘芯半导体，整个武汉的香饽饽，风口之上的千亿投资项目，拉来了台积电功勋人物蒋尚义担任掌舵人。却在前年工程陷入停滞近乎烂尾、分包商纷纷诉讼追债，以致当地政府无奈“自爆”资金危局。

虎头蛇尾的格芯成都↑

同样随着国内造芯潮，2017年成都成功吸引仅次于台积电的全球第二大晶圆制造厂商，格罗方德（格芯），入驻建厂，消息轰动了整个半导体界。

成都政府为格芯建厂投入70亿元，负责厂房、配套的建设和研发、运营、后勤团队的组件。但因格芯内部战略调整，成都业务说停就停，以至厂区建成后几乎从未真正开启过。直到去年末才报出接盘可能。

以上可见，纵使是“膀大腰圆”、经验老道的武汉和成都皆曾踩雷掉血，更何况是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更低却急于“押注”的区域。

那，放眼国际呢？

比如硅谷，有人说，硅谷的兴起就是“美国政府的杰作”。

二十世纪上半叶，硅谷还叫圣克拉拉山谷，那里盛产樱桃树，是一个名字很好听的农业区。

燃鹅随即进入到美苏冷战期，冷战期间的太空竞赛加剧了对小型计算和通讯的需求，而因为专注于微型电子产品，像Fairchild这样的硅谷企业在成立之初，客户基本上是政府部门和机构，包括NASA。

事实上，它们营业额的80%都来自美国国防部。

可以看到，政府是“硅谷”一个极其重要的客户，他们财力雄厚，并在当时还没有市场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这为竞争激烈的私营企业创造了安全的基础。可以说，正是大型政府计划帮助了创业公司在硅谷生根发芽。

当然，鲜有“下一个硅谷”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篇独特的时间、地点、人物所结合的满分作文。是生于战后的美国，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空缺的海外竞争，特殊的政治环境等等因素所共同催生的不可复制的中奖彩票。

硅谷必不可分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学

而如今的硅谷仍然占据世界科研领先地位的原因，更多的在于其本身的创新文化、人才聚集带来的技术迭代革新等等。

硅谷创业之父Paul Graham就曾调侃过：“有钱的官僚性质与初创投资者截然相反，就像是Vogue时尚杂志编辑在运行数学期刊。”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以色列。

特拉维夫，被誉为继硅谷后最成功的创业城市

从历史上看以色列如何突破千难万阻重建国家就能体会到这个国家的人民有多能耐。再看如今纵使土地贫瘠、战火环伺，不到800万国民却有3.8万名都是科学家，国家高科技部门贡献总就业的10%，经济总量的15%，以及出口额的50%。

以色列从弹丸小国到全球知名创新国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以色列政府通过集中激励和创新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支持。

政府资助了近20家孵化器，并给到初创企业高达85%的资助，当然政府的角色非常明确：“政府只负责推动和支持，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

而且，政府对国外公司在以建立研发中心、孵化器和创新实验室等行为进行减税、拨款等激励政策，也助力了创业生态的发展。从2012年至2018年，特拉维夫各种创新中心、公共工作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以上，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的数量增加了50%，形成了互联网、通讯、信息技术与软件和生命科学等主要的产业集群。

此外，自2009年以色列制定“回到祖国”战略以来，共2400名犹太裔顶尖科学家从欧美来到以色列。由此带来的与世界各类前沿研究机构的紧密联系，更加促进了以色列与世界的科技、信息交换。

“风投治市”？！

回望合肥发展，一切并非偶然。

上世纪70年代，克服困难支持科大落户；近些年，鼓着“ALL IN”的魄力投资京东方、长鑫等科创企业；当下，面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风口，合肥牵手本地企业拥抱外资。与此同时，合肥在人才、产业、科技等“全要素”的发展，树立了独具一格的“合肥模式”，刷出了难以复制的“合肥速度”。

“第三轮豪赌”：2020年大众宣布10亿欧元入股江淮汽车，代表着在支持国有车企以吸引外资入股方式混改的进程中，合肥再次走在了前列。

如今通过多年发展，合肥已和其他有个性的城市一样，拥有了鲜明的城市品质：开放包容、科学规划、谨慎管理、勇于晋升等等。合肥的发展无法单纯地归功于“运气好”或是“刚好站上风口”，毕竟如此宏大的战略计划可无法拍脑袋下定论。

所谓合肥的“豪赌”，并不是“盲赌”，而是一场场高瞻远瞩的格局洞察。

重庆国际创投大会（CIVC）↑

就像之前所说，所谓风投，是先要承担风险，才能享受收益。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一定先要考虑风险的维度，再进行重大项目的投资决策。

千万不能脑子一热，“看到趋势就往上凑”，要考虑几个因素，比如：

1：我的城市是否接得住？

有没有产业基础，有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基础，如果没有，是否有机会创造条件有？

硅谷当时引入了大量的军工产业，对人才达到了渴求的程度，而斯坦福当时只是一个“二流学校”。工程系的一位电气工程师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看到了其中机会，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好好利用（科学）这一点，斯坦福大学有机会像哈佛大学一样（的一流大学）”。

1890年代，斯坦福由一位铁路大亨和他的妻子创办↑

之后，特曼与当时的大学校长华莱士·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合作，将斯坦福大学的整个课程进行了改进，真正适应这些新兴的国防工业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海湾地区发展；并培训本科生和毕业生，为这些发展真正量身定制人才计划。

这才有了后面的“硅谷故事”。

2：所投资的产业，是否有巨大的“公共性”？

政府的投资行为肯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要考虑到城市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城市普通民众的就业与生活水平。所投产业是否能带动更大的产业生态的发展，是政府投资行为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指标。

比如合肥风投投资的项目，都是在产业生态中的“枢纽项目”，他们不仅自身能提供大量的就业，也能带动产业上下游的联动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造就一个地区在某个产业领域的竞争力。

3：产业方向的“前瞻性”？

这对城市领袖们的产业素养及投资眼光要求非常之高。

技术创新是经济能长期可持续的关键，但有趣的是：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新产品和服务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从小众到大规模市场却可以迅速发生。例如，从基础半导体研究转向现代智能手机需要50多年，但从第一部iPhone问世到全球的21.6亿智能手机用户不到十年。

如何在选择一个未来充满潜力的方向，即使它现在还默默无闻？

如何领先于增长曲线？

这要求城市领袖需要有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具有一定的人格特质 - 坚韧，充满激情，具备极强的灵活性，拥有容忍风险的能力。如果没有企业家的精神，即使是今天拥有坚实经济基础的城市，也可能在未来处于落后地位。

“风投治市”的趋势，就如城市间“抢人大战”风潮一般，正在不同城市逐步展开。而一座城市的发展过程是漫长的，就如马拉松运动员需要在踏出第一步时就为迈过终点做好准备。

一座城市的“赌”更应该是一场“谋”，不计较眼前利弊，而对区域经济有长期思维：明确自己城市的核心能力，投资教育，投资文化，创造自己的独特性。

顺应天时，有勇有谋，才能为城市的未来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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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

https://house.ifeng.com/news/2021_01_09-53713129_0.s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8617883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9-29/doc-iivhvpwy9577603.shtml

http://ah.people.com.cn/n2/2021/0121/c358266-34539914.html

https://www.gmpsp.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285/cid/3.html

https://www.36kr.com/p/906720864826116

http://www.zkcrtech.com/lists/detail?tid=5&cid=20&i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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