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常坐在电脑面前，全神贯注在键盘上打字。仿佛一扭头，就能见到母亲笑盈盈的脸，就能听到母亲呼唤我的声音。然而，此刻我扭头却望见母亲在墙上笑盈盈地看着我，没有任何声息，也不会再发声。我的心，忽然悲痛如绞，与母亲相伴的长长日子历历涌上心头，却永远不能回来。这就是天人永隔，母亲，你又在哪里？

合影，左起章洁思、章靳以、陶肃琼、章纯思

八个月了，整整八个月！我孤独的心时常游离在长长的岁月中寻找。有时在梦中，我看见母亲向我走来，一如以往吩咐我做这做那；如常的神态，与平时毫无二致。然翌日醒来，母亲早已无影无踪，只留下墙上她的笑容。

这张照片是如此明朗，如此阳光，令所有望见的人都无法悲伤。它摄于三年前的一个清明节，在龙华烈士陵园。每年，我们都会在这个日子来这里看望父亲，而每年，这也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记得那年桃花开得特别好，我们祭拜过父亲之后，就沿着陵园的大道往正门走去，道路一侧排列着一座座烈士墓，浅浅的石阶通向高处。母亲喜欢跑上跑下去观看墓碑上的人名。阳光是如此灿烂，天空是如此蔚蓝，母亲的脚步是如此轻盈，花朵的香味飘洒在空中。临近正门，只见左右两旁桃花丛丛怒放，母亲一闪身进入花丛中间，立即回过身向我们微笑，于是留下这张照片的定格。

母亲在想什么？是什么温暖着母亲的心？是否因为此地离父亲最近，是否因为这里的鸟语花香唤醒了母亲年轻时代的记忆，那些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温暖岁月？

其子章纯思、长女章洁思相继出世

五十岁的父亲离世之际母亲只有四十一岁。没有父亲的日子长如流水，又充满坎坷。记得父亲突然离世，三岁的妹妹在外婆一跨进门就稚气地告知这个噩耗，一向坚强的外婆顿时倒地，就在门口这块水门汀地。这个情景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因此永久印刻我的心版。外婆生于民国，历经无数生活磨难，眼观无数世态炎凉，她在我心目中坚不可摧。外婆的确坚强，我见她立即从地上站起，拉着母亲坐到身边，紧紧靠着她，仿佛要给突遭不幸的母亲注入力量；与此同时，外婆口中反复念叨：记住，我们家的人要从一而终，从一而终……

母亲苍白的脸如此严肃。她果然没有再婚，守着我们三个，度着长长的日子。我们兄妹三个：除了前述的妹妹年仅三岁，哥哥正在清华大学求学，而我，此刻大病致残已然三年，生活不能自立，只能扶着他人的肩膀才能站立挪步。

回朔母亲的一生，她生于小康之家，十九岁认识父亲，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正值她高中毕业。为了不当亡国奴，她勇敢地跟随父亲出走内地。我用“出走”两字，一点儿也没夸张。因为，当年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太古号”轮，轮上的扩音喇叭确实大声响了又响，传送外公寻找母亲的声音。

母亲告诉我说，那时她吓得在船舱内一动也不敢动，还好身边有三个人为她壮胆：那就是母亲的同窗好友陈蕴珍（萧珊），父亲，还有就是父亲的好友巴金，后来与萧珊结为伴侣的。

左起巴金、萧珊、章靳以、陶肃琼

母亲喜欢看书。九十年代初我的一位朋友写了一本有关王映霞的书，送来给我，母亲先睹为快，读完大为感慨。那天她与我一同前往华东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巴金时，突然抬头对巴金说道：“李先生（母亲从年轻时一直叫惯的称呼），我和陈蕴珍还好遇见的是靳以和你，如果遇到像郁达夫那样的文人，没有‘家’的责任感，说走就走，我们又该怎么办！唉，这样想想，我俩真是太幸运了。”

记得巴金听了此话笑了，仿佛面对着的还是那个20岁离家出走的天真姑娘。母亲也禁不住微笑着。他们的思绪，或许又回到当年船上那大胆的一幕，那是他们难忘的年轻时代啊。

母亲是幸运的。她一生没受过多少苦，父亲对她呵护有加。就是在1940年代重庆轰炸最厉害的日子，父亲抱着刚出世的哥哥躲过了炸弹，就安排母亲携哥哥回上海。几年之后，父亲已在福建师专任教，母亲才直接去的南平。

福建小山村的生活异常艰苦。这些艰苦，我从未听父亲自己说起过。相反，他住在学校安排的树屋里，嚼着掺沙的霉米，听着风声鸟声水声，写着许多篇优美的散文。但母亲告知说，她头一天到达，见鸭子在屋内大摇大摆穿行，与大上海的生活形成强烈反差。然至夜间，狼在屋外整夜嚎叫，吓得母亲不敢入睡。但父亲就在身边，父亲宽阔的臂膀保护着母亲，父亲的开朗与乐观更是难能可贵的珍宝。在1944年初父母离开南平回返重庆前与福建学生的合影上，我见到清瘦的父亲和母亲的笑容，仿佛听见父亲对母亲的不断安慰：“不要抱怨，不要抱怨！”这样的安慰，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经常回响。

父亲在世的日子，他做到没有让母亲“抱怨”。家中里里外外，父亲都一手承担。白天忙于工作，一到晚上8时，父亲就会走进卧房，轻轻地对我们说：“睡吧！”常常还会用他的大手覆住我的眼睛，然后为母亲关上台灯，带上门，回到书房写作。我常觉得，父亲对母亲的呵护，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他大声唤我：“南南儿啊！”也会玩笑地拖上一句：“肃琼儿啊！”

于是，母亲就可以把全心都放到工作上。不能说她非常热爱工作，但她有独立的意愿。对工作，她就像一名好学生，全心投入，非常认真。解放初期，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建院初，母亲作为最早的员工，先是从事会计，后来计划管理缺人，她立即补课转向。我记得，那些星期日，母亲都请内行的姨夫为她补课讲解；记得，学习中的母亲，是非常专注并旁若无人的。

而母亲那些无穷尽加班的日子，留下的是我和父亲趴在窗前苦苦等待，那些黄昏黑夜，曾经留给孩提的我心中些许苦涩。

母亲的一生，经常挂在她嘴上的是：“我是职业妇女。”无论父亲收入好否，她都要外出工作，求得独立。她的工作，相对父亲的工作而言，也完全是独立的。她不介入父亲的文学圈子。她曾经有过让父亲安排工作的想法，但那只是一瞬，并且立即被父亲否决。公私分明，这一点，对父亲来说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母亲很能理解，她与父亲有着共识，之后一直靠自身的努力开拓自己的事业之路。

在工作上，她很成功。我记得，就在她怀着我的妹妹快要临盆之际，她还被派出差北京，一点儿也不胆怯。我还记得，有一回，正巧父亲赴京开会，母亲从北京回返，他们在浦口车站（当时火车需在那里转换）匆匆相会，成为朋友们的笑谈。

父亲离世之后，母亲的悲痛曾经一次爆发。她大口吐血，几次住院，最后，终于坚强地站立起来。

母亲是个务实的人，是个非常理智的人，是个坚持独立的人，这一点，在父亲走后，我们更能明显地感觉到。虽然萧珊干妈曾经埋怨她，说是父亲一走，母亲就立即紧缩房间，把家里的房间，尤其是父亲的书房（兼卧房）搬得面目全非，令她与巴金看了感到很不是滋味，但我后来就理解了。因为理智的母亲对将来看得很远，以她的性格，她从来不会想到去依靠别人，而且她懂得世态炎凉，她要把我们三个孩子拉扯大，她就要考虑许多经济上的问题。她是对的。

当时，我的哥哥还在清华大学求学，我和妹妹在母亲身边。我15岁，病残。妹妹3岁，尚不懂事。

回想这段艰难的时刻，至今，我仍然内心充满无比感激，感激母亲在当时对我的前途所作的重大决定。

母亲的决定是要我复学。无论我的病腿还不能走出家门，无论我的学业还相差许多，但，她坚信复学是必走之路。就这样，我通过收音机补完自学广播的课程，克服病体的重重困难，拄着双拐，以同等学力考入母校高中，踏出自强的第一步。

母亲很久以后告诉我，父亲在世时，他们曾不止一次讨论过我的病，我的将来。父亲对我爱至深切，他的爱如同一只大鸟，想要把我保护在他宽大的羽翼下。他不愿意让任何艰难困苦落到我的身上，让我去承受。他对母亲说，他会养活我一辈子。……我知道，父亲是个性情中人，他还没有从我活蹦乱跳的情景中解脱，他一直沉浸在对我突然病残的悲伤之中，这从我后来读到他的日记信件得以证实。而母亲，她与父亲的想法迥然不同，她正视我的病残，认为一定要让我学会一技之长，以备将来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事实证明，母亲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人生无常，连父亲自己也没能料到，他这么早就撒手人寰，留下母亲带着我们独自应对一切。

我沿着母亲坚持的路一步步向前走去，与此同时，母亲的独立意识在我脑中逐渐潜移默化，从此影响我的一生。

很快就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外婆拿酱油泡胡萝卜给我们当菜，饭，总是不够吃。那年寒假哥哥回沪，我们全家一同上照相馆拍了张照。照片上的我们，个个浮肿，尤其是我，肿得更加厉害。但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彼此和睦，互相关爱。记得哥哥回校时，母亲给了他一小罐好不容易弄到的沙丁鱼罐头，哥哥推辞了几次，无奈还是带上了。然等他走后，母亲回头一看，小小的罐头仍然留在桌上。母亲心里一定倍感温暖。

十年浩劫之中，母亲与许多人一样，遭遇不堪磨难。身为中层干部的她，不仅要接受本单位的批斗挂牌，还不时被召去陪斗父亲的文坛老友。而最令母亲痛彻心肺的是，我的小姨，因不堪凌辱，跳入黄浦江自尽。母亲眼睁睁看着小姨被江水泡得肿胀的身体，看着她额头上大大的青紫伤痕，看着她的遗体被粗暴运走，满腔悲痛不能宣泄。因为她还要面对年迈的老母及小姨留下的一双年幼的儿女。（我的小姨夫早在运动初期就不明不白离世。）而这之前，小姨每天下班就直奔我家，向母亲哭诉她白天在学校（小姨是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受到的凌辱。母亲虽然日子也不好过，但她对小姨总是百般劝慰。只有那一天，母亲自己被逼写检查，一个疏忽未与小姨多谈；也就是那一天，发生了痛彻心肺的惨剧。

还有母亲的中学同窗好友萧珊，她俩从天真的少女时代就结下深深的友情：一同组织学生会的活动，一同去请来名作家巴金李健吾到校作报告，一同志愿去当伤兵员的护理……。以往蒲石路的外婆家，萧珊银铃般的笑声总是串串不断。昔日霞飞路的马路上，亦常能见到两个年轻的女孩，一个身着旗袍（母亲）一个身着短裙（萧珊），她们手牵着手大声谈笑穿行。一次她俩被酒醉的外国水兵追赶，萧珊把母亲带到巴金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躲避，就这样母亲认识了巴金，此后，热心的萧珊又把母亲介绍给巴金的好友我的父亲。之后，他们四人一同离开孤岛上海，胜利后又回沪重逢。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她们从未中断友谊。几乎每天，萧珊都会在我家出现；几乎每个周日，她都会与母亲一起坐在卧房的那张长沙发上，知心话儿不断，仿佛彼此又回到中学年代。父亲去世的公祭会上，萧珊站在灵前家属的位置上，向前来吊唁的人鞠躬回礼，让母亲可以在父亲身边多陪伴片刻；母亲生病吐血又是萧珊忙里忙外把她送进医院，……长长的友谊如同长长的流水，绵延不绝。母亲不是广结朋友的类型，萧珊可以说是她唯一的挚友。然这场疯狂的浩劫切断了她们的来往，纵使友谊早已在她们心中生根。母亲只能远远望着好友独自背负黑老K臭婆娘的恶名，望着好友惨遭皮鞭毒打，望着好友在街上扫地被路人吐唾沫，直至得知萧珊便血罹患癌症。……母亲内心的痛终于在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得到爆发。那个春天阴暗的夜晚，当萧珊听见母亲的声音，从病床上奔到门厅，她们紧紧搂抱在一起撕心裂肺痛哭，这时，母亲的心一定鲜血淋漓。我站在一边看着这番情景，心中也是痛楚难当。永远也忘不了1972年的这一个夜晚，发生在上海武康路113号门厅中的这一幕。当她们终于平静下来，母亲环顾四周，哽咽地问道：“李先生呢？”萧珊答说：“怕影响你们，他避开了。”母亲立即连说：“快请他出来！快请他出来！”于是，巴金缓缓从厨房侧门走出，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萧珊终于没有等到乌云驱散的一天，母亲终于失去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好友。

母亲退休很晚，她一直在工作，奋力工作。我想，她是以工作来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

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抽屉，发现零散的纸张，上面有她的片言只语，字迹歪歪扭扭，看出是前年（2009年）写的，那时她已手抖不太会写字。2009年是父亲去世50周年诞辰100周年纪念，上海作协为父亲印了精美的书，鲁迅纪念馆为父亲开了隆重的纪念会。那些日子，我忙着跑出版社，跑作协，联系有关事宜。每次外出前，我都要附在她耳旁大声说：“我去为爸爸做事，你在家一定好好的，千万不要摔跤！”那时母亲已经行动迟缓，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她不仅耳朵有点失聪，而且开始老年痴呆症状。说也奇怪，那几次，每当我办好事匆匆赶回，母亲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我心里庆幸，在她迟缓的脑中，听懂了我对她说的话：“我去为爸爸做事！”

我看她写的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字：“感谢领导对靳以的关怀。……南南对爸爸感情深，她买了许多照相本，把她爸爸的照片重新弄过，……她整理了许多爸爸的文章，她很辛苦……”

原来我做的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我坐在电脑前，她坐在圆桌旁，她看着我忙碌。有时，我会把她的轮椅推过来，让她看我为父亲做的PPS，当她看见自己与父亲一起年轻时的照片，她高兴地笑着，指着照片对我说：“这就是我呀！”

母亲爱照相，留下许多相册。纸片上她那歪歪扭扭的字，特别提到照片之事，令我十分内疚。今天回想，如若当时，我也坐在圆桌旁，买许多新的相册，摊在桌上，为她整理照片，她会怎样高兴啊！但一切再不可能重来。

沪江大学别墅旧照。该别墅已经成为今日上海理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园的一部分

这些天，我在为母亲做PPS，母亲在墙上微笑地看我。我挑选照片，把照片扫描，再一张张放进电脑。这工作很难，因为四周俱寂，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回应，只有长长的忆念，哽塞我的心头，令我不时中断我的制作。

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北京的长途。我听了好一会才明白对方是父亲的学生严琬宜的女儿，因为我知道琬宜阿姨早几年就走了，她与父亲的另一位学生谭家昆是好朋友，她们与母亲也是同一时期在重庆复旦的同学。解放初期，她们都在北京《大公报》任职，与父亲往来十分密切。琬宜阿姨的女儿在电话里口口声声问我：“陶阿姨可好？”并告知是苑茵让她来电问候。又听一个陌生名字，我一时脑海空白，倏忽想起母亲的小书架中那本苑茵阿姨（即叶君健夫人）的《往事重温》，母亲曾如何欣喜地捧读，还逢人便说：“这是我同学写的。”更想起2002年那个春夏之日，在北京北海的五龙亭，满头白发然高大神气的苑茵阿姨，与母亲亲热的拥抱，两人还凑在耳边，互说悄悄话，俨然又回到少女时代。那些如此自然的照片，居然被我的堂弟都一一拍了下来。难忘的战乱，难忘的离家，难忘的求学，又有多少故事，在母亲这一代人心中回旋！

那个老鼠咬断蚊帐勾绳的事，被母亲讲述得惟妙惟肖。母亲说，那是刚到重庆复旦不久的事，学校的女生宿舍好像是在一座寺庙里。一天，母亲辗转反侧入梦不久，就被重物紧压身上吓得大叫，以为有坏人入屋，一看竟然是蚊帐掉下压在身上，原来是内地肆虐的老鼠，把蚊帐的勾绳咬断了。“还有老鼠把邻居孩子的鼻子咬掉的啊！”母亲又补了一句。

当然，开心的事也不少，尤其是“马家的椒盐排骨”。马家，就是马宗融教授的家。她和苑茵都选了马教授的课，后者更是父亲的好友。母亲与父亲一起经常出入马家。马宗融虽是回族，但猪肉不忌，每当发了薪水，便买来许多排骨，让马太太做上许多椒盐排骨，让朋友学生分享。刚炸好的排骨放在大大的铁丝匾筐里，如小山般高，足见主人的豪爽侠义。

那时的学生与教授情同家人，许多心里话，都会跑去诉说。而苑茵阿姨与叶君健先生的媒，也是马教授牵的。他们的故事，母亲也曾说给我们听。

学生之于父亲，亦是如此。母亲曾不止一次感叹地对我说，你父亲的学生对他真是好。我问，怎么好呀，答曰，如果来访，只要见你父亲在伏案写作，绝对不会上前打扰。“他们轻轻地坐在一边，直到你爸爸放下笔，才去招呼。”母亲尤其提到谭家昆严琬宜的名字。

后来便是重庆大轰炸，轰炸又扩展到黄桷树镇的复旦大学。母亲遭遇了黄桷树镇的第一次大轰炸，那天恰逢我哥哥满月，母亲随着父亲穿过王家花园躲避，一刹间经历了生离死别。复旦教务长孙寒冰，也是父亲的师长与朋友，在前一刻还与父亲对话，后一刻即远离尘世。那天母亲为了庆贺哥哥满月，一早煮好一只鸭子，刚刚放到桌上就听警报拉响，待到母亲回到家中，桌上的鸭子早已蒙上厚厚黑土。

……

哦，母亲的生命历程，犹如长长的流水，一路流淌过来，整整92年，丰富多彩而充实。

她最后的几个月，忽然一反几十年说惯的上海话，说起国语来，还会天天呼唤儿时身边的家人。我想，在她模糊的意识中，一定回到过去，回到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光（因为父亲不会说上海话，那时家里的语言是普通话），回到她的童年往昔。

我为母亲庆幸，因为母亲的幸福。她面带微笑安详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任魂魄驰骋远方，不带一丝一毫遗憾。她从自己的家出发，飞向另一个世界：飞向父亲，飞向她始终牵挂的小妹，飞向她一生的挚友萧珊，飞向她的许许多多亲人和朋友！

作者介绍

章洁思，著名作家、编辑家，教授章靳以之女。其母陶肃琼系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原计划室主任，陶肃琼与巴金夫人萧珊是闺中密友。

本文载自《香港文学》2012年5月号、又载《散文海外版》2013年第一期

刊登于《A+》杂志2014年总第16期

微信编辑  / 《A+》杂志 张应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