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在水里的时候，用腮呼吸；鱼进化到了岸上的时候，用肺呼吸。这是环境变化带来生活习性变化的结果。人在不断地改造环境，但更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是，人必须不断地适应环境。

1.北京

滴滴打车与“本来生活网”联合进行一项数据调查显示，中国都市人的“恋家度”明显下降。在北上广深，都市人能够准时回家吃饭的人数比例不足50%，而在互联网及IT公司集中的地区，晚上准时回家吃饭的比例只有四分之一。滴滴媒体研究院的这次调研数据，来自滴滴公司成立3年以来的大数据库，以及本来生活网两年来的用户订单数据。

数据报告显示，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准时回家(晚上6点-7点)的比例，分别为北京38%、深圳45%，广州44%，上海45%。其中，北京人下班后不回家的比例最高，而上海准点下班的比例最高。而在二三线城市，选择回家吃饭的人稍多，达到58%，但依然有42%的人在外应酬和玩乐。

每天的叫车高峰发生在晚上10点。而其中，北京的晚高峰峰值最高，同时，北京城市过大，从城市中心到家的距离最远，这时候选择叫车回家最为方便。与北京相反，上海不仅没有晚高峰，夜高峰也不出现，这说明，上海人是最恋家。

报道说，这说明上海人最为恋家，北京人最不恋家。但其实，人还是那些人，如果上海人换到北京来生活，北京人换到上海去生活，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各自换上对方的节奏！北京人的不着家，未必是心里不恋家，而是为了躲避漫长的晚高峰。不是我们改变了环境，而是环境改变了我们！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一个超强权力的以自我为中心，以及对城市人口高密度的恐惧。从建国之初，行政中心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格局，加上历史古都需要保护二环内古建的矛盾，一开始就决定了北京城市规划以行政为中心的“你们出去，我留下”的基本思维定势和格局。这是北京“摊大饼”的肇始基因。

站在今天的现实立场上，北京老古城(二环以里)环内面积约85到90平方公里，居住148.1万人，只占全北京官方统计人口2151.6万人的6.9%。如果按北京实有人口4千万估计，二环内人口不到总人口3.5%。即使实施最严格的旧城保护也无碍。

问题还在于我们对高密度的恐惧。我们原本完全可以在三四环间，最远五环内建设大量高密度楼宇。只有高密度，才能提供足够的居住空间；只有高密度，才能有效地降低房价；只有高密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我们可以把二环内大部分古建筑、古街区都腾出来，变成“北京的纽约中央公园”，四周则是密密麻麻、像芝加哥一样错落有致的钢筋混凝土城市森林，历史、现代、自然彼此呼应，相得益彰，人们低碳生活、高效集聚与创造。

然而，我们的指导思想却一直是：人太多了，你们给我出去！城市太大、太密了，应该“区域一体化均衡发展”。于是，大饼被摊薄，交通在拉长，拥堵在增加，生命在浪费，效率在降低！而北京内城，处处戒备森严，缺乏真实的活的历史和人的灵魂！

2.广州

广州所谓的“新城”指的是：专门划出来按园区开发模式搞经营性用地经营的一片街区，或者说是一个有产业主题的“巨型城市建设项目”。搞“项目”、造“新城”的目的百变不离其宗，政府财政是决定其行为的主要因素。搞产业主题培育税源本无可厚非，但是同时推出这么多新城，搞出一副大干快上的架势确是有问题的。

营造新城平台需要公共财政引导，广州CBD珠江新城6.4平方公里用了20年时间培育，投入了大量公共财政项目，才把市场力凝聚起来，搞16个“新城”那要多少年呀？城市的商务需求是随着经济发展一点点攒起来的。同时上九个平台就是没有重点、没有战略，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就是什么也干不成！除非仅仅是以产业主题作为噱头搞房地产开发，如果是这样又何必挂羊头卖狗肉呢？城市政府追求土地财政是国家财政体制安排的结果，根本没必要偷梁换柱。

广州早就是中国重要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心，其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并不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多少。更何况2000年确定的再工业化战略和空间拓展规划，已经取得成功。我从来不反对广州建设新城，但是应该有战略有策略有重点地建设。规划部门如果真的屈服于行政权力主动“以项目定（土地）指标，以指标定（空间）规划”，放任一区搞一个新城，无法集聚有限的资源和市场推动城市的结构性优化，就是失职。

同北京、上海等城市一样，广州轨道交通切实能够缓解城市交通的紧张状况。但同时广州地铁也存在着轨道交通运营费用严重收不抵支的情况，在没有多种经营收益支持的情况下，轨道交通往往成为城市公共财政的巨大负担。作为中国一个拥有较完善的轨道交通网的城市，广州市政府每年要为运营付出8亿元的财政补贴。

绝不能将轨道交通仅仅作为一种需要财政补贴的改善城市交通的公益性设施，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作为政府引导城市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轨道交通建设机构在协助政府优化城市结构、引导人口疏散、改善土地使用的同时，可以通过物业开发在沿线土地升值中获取最大利益，以减少城市公共财政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