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刊载于2025年03期 “改建，不间断转变——gmp • 冯 • 格康，玛格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

赵　辰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前言

由曼哈德 • 冯 • 格康与福尔克温 • 玛格先生共同创立的建筑师事务所——gmp，是德国乃至欧洲重要的建筑师事务所。gmp 对当代国际公共建筑与城市建设最为重要的贡献集中发生在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中。该事务所在中国设计并建成了多达160余个涵盖类型极广的公共建筑项目，无可争议地成为在华最成功的境外事务所之一。我本人因与冯 • 格康先生相识并建立了友谊，于是 gmp 成为我最熟悉的在华境外建筑师事务所。

gmp 在中国项目 ©gmp 官网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与境内外建筑设计从业人员的交流中，常常感受到他们对 gmp 在华建筑事业1巨大成功的不理解，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不理解往往夹杂着各种主观猜测和臆想，加之建筑设计市场的信息偏差，导致 gmp 在华成功合理性的内在因素难以在社会层面被解读。2022年，因冯 • 格康先生去世，我曾在微信公众号上撰写纪念文章时简要论述过一些观点，但确属匆忙之作，浅尝辄止而未及深入[1]。得益于郑珊珊女士的博士论文研究《跨文化视角下gmp建筑师事务所的中国实践》，gmp 在华建筑事业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及其相关文化意义得到了十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2]。这大大加深了我对冯 • 格康及 gmp 的理解，同时我也认识到：gmp 在华建筑事业的巨大成功，不仅反映了中国城市化带动了包括欧美知名建筑师在内的全球重要建筑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更深刻地折射出欧洲建筑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互利互惠。

笔者将以中国建筑学者的视角，相对全面地论述我所理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与 gmp 的在华建筑事业的契合，以及背后的建筑文化的意义。

亚洲金融大厦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 ©CreatAR Images

gmp 的建筑形式

与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契合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改变世界整体发展状况的重大事件，被视为21世纪人类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笔者看来，其深刻影响力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也必将在未来全球发展的各个方面显现。其中，原本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建筑，在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发展；这种建设模式曾被雷姆 • 库哈斯（Rem Koolhaas）定义为“中国建筑师（The CHINESE ARCHITECT）”模式2，对比西方建筑世界显示出的绝对高效，实现了令传统西方建筑师难以想象的建设速度和成果。在这段今天回顾起来也令人激动的高速城市化浪潮中，包括库哈斯在内的国际知名建筑师及其事务所都参与其中，并在很多情形下在专业意义上影响和引导了中国建筑发展的专业技术方向。而 gmp 建筑师事务所在其中的成就与表现，以其建成作品数量和竞赛中标率居于显著地位，同时，其作品的高质量与高完成度也令人叹服。

在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首先可以从 gmp 在华建成作品的外观形式感受到强烈的个性与辨识度。这些作品虽无确定的风格化标签，却都呈现出一种理性而大方的布局与空间组织，以及典型的简洁而现代的外观造型。回顾 gmp 进入中国之时（1998年），乃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建筑业界曾流行过被俗称为“欧陆风”的建筑时尚，于城市重要的公共建筑、购物中心、贵族学校、高档住宅，甚至政府办公楼、官方机构等建筑项目中大行其道。其大致概念与手法是：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为主要审美取向，却庸俗化地理解欧洲“新古典主义”以及布扎的“折衷主义”观念[3]；堆砌西方古典建筑的外形要素（如檐口、柱头、墙身转角、门窗套以及大量装饰线脚），运用美国实用主义的当代技术模拟标签化建筑构件，建筑外观被大量地以“外装修”的形式而套装化。在此背景下，加入 WTO 后的中国建筑界迎来了相当数量的欧美建筑师直接参与中国城市化建设项目。gmp 坚定地从理念到技术，体系化地将现代主义建筑呈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舞台上，显示出强烈的个性和辨识度。简略回顾中国在20世纪初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历史进程，经历了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误解和因实用主义而导致的曲解，背后更多的是理论认知层面的误导。所谓的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呈现往往是变味的，或许可以说，直至21世纪的中国快速城市化阶段，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呈现，也未在思想上被中国社会真正正确地理解和接受。

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其他欧美建筑师事务所，gmp 并没有更多理论与文化意义的标签，而是简单实在地根植于包豪斯（Bauhaus）的德意志现代主义：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强调建筑的功能性、经济性与建造逻辑的自洽性；将气候适应性、历史对话作为建筑对应地域文化的真实响应；以普世理性的现代主义“不变”的内核而应“万变”的场所特点和项目主题，同时体现出足够个性化却无过度言语化的人文关怀。这正是 gmp 进入中国大陆的建筑业界和市场时既坚定又清晰的姿态。对比以往被误解的现代主义建筑局面，以及过度标签化的各种“风格”，gmp 的作品显得如清水芙蓉般清新利落。在此后数十年的在华设计研究与成就中，gmp 坚持不懈地保持这种坚定而清晰的建筑面貌，在庞大的中国建筑业界和市场上始终秉持其建筑审美价值体系与娴熟的设计创作手法，乃至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最成功的境外建筑事务所之一。与此同时，gmp 的德意志现代建筑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及建造工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建筑设计院与事务所常以 gmp 的作品为学习标杆，可见 gmp 的在华实践实质性地带动和提高了中国的现代建筑文化水准。

具体而论，gmp 的现代建筑在造型层面基于结构理性与几何构图原则。结构理性指在建筑整体造型上忠实地反映其结构原则和技术措施，不作为隐蔽性技术加以遮盖，这其实是现代建筑与结构及建造技术的基本真实关系；而几何构图虽也是现代建筑中常见的设计手法，在早期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与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Frank Lloyd Wight）的建筑创作中已有清晰体现，然而相比早期现代主义大师，gmp 的设计作品彰显出更为坚定的几何空间与形体组合。从城市设计的空间布局原则（如上海临港新城）到建筑群体的形体组合，从建筑单体内部空间关系到建筑细部构造乃至家具节点，都能清晰感受到三维空间化和实体材料化的内在几何构图，体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建造（制造）理性的视觉感受，这是一种建构之美（Senseof Tectonic），也是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美感，更是现代建筑继承各种文化建筑传统，基于现代建造技术而展现的独特技术美感。这在德意志建筑的现代性（Modernity）概念中，被早期的卡尔 • 弗里德里希 • 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和之后的包豪斯清晰定义为“回归德意志文化传统的建造艺术（Baukunst）”。

上海临港新城 ©Heiner Leiska

上海临港新城 ©gmp

上海临港新城 ©Julia Ackermann

而对于进入快速城市化的21世纪的中国，所有那些反复风靡的西方现代建筑“风格”“流派”，以及归结为“欧陆风”的庸俗潮流，恰如一场告别晚会转瞬即逝，gmp 所代表的真正现代主义建筑才是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所需要的。笔者以为，这一历史性的建筑现象，可类比现代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美国的大行其道。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gmp 的现代建筑理念与设计创意主要依赖于高效的施工管理与高质量的完成度。这在早期的中国建筑业界面对海量的建设任务时难以实现，但在随后大量实践基础上，中国建筑业界迅速提高了现代化施工与配合设计的完成度，中国建构文化传统中高效、高质的优秀品质首先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得到体现。在 gmp 的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作品中，人们得以体会到德意志现代主义设计与中华建造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真正优秀的现代建筑作品之表现。

gmp 的设计与管理策略

与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契合

gmp 的在华建筑事业的成功，更深层地反映在设计与管理策略方面与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紧密契合，这是一种高水平职业建筑设计管理水准的体现。

2000年之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也迎来了加入 WTO 后对国际开放的建筑设计市场，这对当时水平明显高于国内大部分建筑设计单位的欧美建筑事务所而言，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大“蛋糕”，但同时也意味着风险。早在20世纪80年代，境外建筑事务所便以与中国设计单位成立合资公司的模式涉足中国建筑设计事务；此时的世界知名欧美建筑事务所也多采取规避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进入中国建筑市场：或在香港设立分公司掌管中国事务，或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经营相关业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gmp 在完成首个北京德国使馆学校及公寓楼项目后，冯 • 格康先生即决定在中国注册成立 gmp 独资公司，并直接从汉堡派出数位建筑师常驻中国，执行在华事务。在随后的数年间，gmp 在华发展迅猛，在中国各大城市重大建筑项目的国际招标和竞赛中频频中标或名列前茅，成为中标数最高的境外事务所之一；很快，gmp 在华建成项目数量也跃居境外事务所前列。经过20余年在华建筑事业的发展，gmp 显然已经是众多境外事务所中的佼佼者，成为在项目数量和项目类型均名列前茅的境外事务所之一。如此骄人业绩，也使 gmp 更深地融入了中国的建筑行业：gmp 的创始人冯 • 格康先生于2019年获得了中国建筑界最高奖——梁思成建筑奖；gmp 合伙人兼执行总裁吴蔚先生于2023年当选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设计分会副会长。这充分说明中国建筑业界已将 gmp 作为高水平同业者完全接纳。

北京德国使馆学校及公寓楼 ©Jiang Chaoying

北京德国使馆学校及公寓楼 ©Jan Siefke

显然，gmp 的在华建筑事业的成功，不仅在于建筑形式适应了中国21世纪的快速城市化，更在于其设计与管理策略有很好的契合。

gmp 的在华建筑作品，无论是城市设计还是建筑综合体，都将交通流线作为基本的空间组织结构，与几何构图的各功能形体紧凑组合，形成相互难以分割的整体；从不因形式要素而损失功能与效率，这正是遵循“功能集约”与“效率优先”的现代建筑设计策略。因此，在大部分复杂的城市建筑综合体与城市设计项目中，gmp 的方案往往能在基本功能指标和空间组织效率上胜出。这一点在与其他境外知名建筑事务所比较中显得十分突出，并被 gmp 始终严格坚持。在笔者参与的多次评标与竞赛评审中，gmp 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这一强大的专业素质。中国的业主单位常因这种高效、精悍的现代建筑设计策略，而对未来的建设能够高效实现充满信心。相对于其他一些概念宏大、精妙但缺乏有效措施支撑的方案，这显然是更符合中国高速城市化需求的设计策略。

常州文化广场 ©是然建筑摄影

gmp 的在华成功背后的设计策略，在其著名的“对话式设计”3中得到充分印证。尽管这是由冯 • 格康先生为 gmp 倡导的一种设计哲学，早在德国和欧洲创业时期就提出并完整地体现在几十年来的全球设计事业中，但分析 gmp 在华建筑事业的成功，“对话式设计”因素更具关键意义。冯 • 格康先生明确提出：“建筑设计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是建筑师与设计条件的反复对话，最后的结果是对所有设计条件做出的综合而均衡的回应。”这种强调在设计中沟通与协调的思想，显然不同于西方艺术史传统中高高在上、将建筑视为纯粹个人作品的建筑师，而是突出了建筑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特征，强调了建筑师的社会性工作性质和社会责任心。必须承认，中德乃至中欧文化差异显著，尤其体现在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gmp 在华事业面对的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实属全球少有的复杂多变且极为迅猛的城市建设发展阶段：中国社会高效的建设速度，导致从建筑设计方案到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众多变动与调整的可能性，这对在华有大量项目运行的gmp而言是重大挑战。gmp 在“对话式设计”思想指导下，执行了“设计-施工”一体化管理，并以“标准化流程+弹性调整”策略，确保了设计质量与进度的平衡，既适应了中国城市化中“快速推进”的建设节奏，又保证了 gmp 惯有的施工质量与设计完成度。

笔者以为，gmp 在华建筑作品有目共睹的高质量设计完成度，并非唯我独尊的姿态，而是通过“对话式设计”与业主、社会的互动交流来实现的。这与中国高强度的治理能力与建造能力产生了内在契合，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的重要经验。

gmp 在华的成功建筑事业

与中国文化的内在亲近

即便 gmp 在华建筑事业如此成功，我们仍可想见，面对高速发展且纷繁复杂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作为一家欧洲建筑师事务所，必然需要克服诸多适应社会环境以求生存的现实困难，也必然存在难以逾越的客观障碍。我们看到有不少境外事务所因此中断或终止了在华业务，而在对比之下 gmp 显得尤为坚韧不拔。为此，冯 • 格康与玛格两位先生在建筑学术起步阶段的思想值得我们探讨。从许多成功建筑大师的成长经历可知，早年进入建筑专业之初的理想，即所谓的“初心”，往往影响其终生；这种“初心”的意义非简单的现实、客观因素可取代，在事业发展极端困难的阶段，常常因着这样的“初心”，他们才保证了对事业的坚持。

在冯 • 格康与玛格的成长时期，战后的德国和欧洲正处于经济与文化的恢复期，大量欧洲年轻学者对亚洲与东方文化充满向往与求索。建筑界尤为明显的是几位现代主义大师，如瓦尔特 • 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阿尔瓦 • 阿尔托（Alvar Aalto）、密斯 • 凡 • 德 • 罗（Miesvander Rohe），他们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东方建筑与文化的认同。日本京都郊区的桂离宫被格罗皮乌斯视为现代建筑核心价值与具体手法的展现。另一位在代际上更接近他们，并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力的欧洲著名建筑师约恩 • 伍重（Jorn Utzon），对中国建筑与文化的热衷达到了痴迷程度。这些都对初涉建筑文化学术与事业的冯 • 格康和玛格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当时德国建筑界对冯 • 格康与玛格有着直接影响力的以汉斯 • 夏隆（Hans Scharoun）为代表的主要建筑学者都崇尚东方文化。夏隆曾是布鲁诺 • 陶特（Bruno Taut）、格罗皮乌斯及密斯组成的“玻璃链”（Glaserne Kette）之成员，这批作为现代建筑中坚力量的德国建筑师都憧憬东方。后来夏隆还与雨果 • 黑林（Hugo Haring）及华裔建筑师李承宽组成“中国艺工联盟”（Chiweb），基于以《易经》为核心的东方哲学和德国现象学，在设计上形成在表现主义基调下的“德国有机建筑”（German Organic Architecture）流派。这些与中国文化思想上关联紧密的德国建筑学派，在战后都以柏林工业大学为基地。冯 • 格康与玛格就读期间，正是这股思想流派的活跃时期，两个年轻学生在接受建筑学术训练的同时，也深受东方与中国文化的熏陶。冯 • 格康的早期学生阶段，还有在由多国、多专业学生组成的汉堡欧洲学院的经历，令他的心态日益开放，也进一步催生了他进行跨国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1966年，他从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毕业后的游学之旅选择了日本。这次建筑专业游学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当时日本优秀的民间传统木构以及已开始领先全球的现代建筑，都极大地触动了年轻的冯 • 格康，并影响了他一生的建筑创作思想。可以想见，若当时条件允许，他也一定会造访东亚文化本源之国——中国。可以说，冯 • 格康步其前辈如赖特、格罗皮乌斯、伍重等的后尘，是一位向往东方的优秀欧美建筑师。

在文化意义上超越西方而向往东方，这种文化价值的取向在笔者欧洲留学期间认知的战后成长的那一辈重要建筑师和学者身上普遍存在。在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之后，相当一批欧美学者急切地进入中国，重启中西文化交流，其中艺术家与建筑师占比相当高。冯 • 格康与玛格显然同属这些向往东方的青年建筑师，这种价值取向注入了他们的建筑学术之“初心”，必然对其建筑学术事业产生终生影响。于是，当1999年 gmp 已成为德国最成功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并获得中国北京的建筑项目设计委托时，实现自己青年时期理想的机遇已然到来，可以想见，他们必然为此全身心投入并坚持不懈。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gmp 在华建筑事业成功的因素，并不仅限于客观条件和技术措施层面，更在于主创建筑师与中国文化的内在亲近。与其他境外事务所相比，这一层主观因素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航海博物馆 ©Marcus Bredt

结语：gmp 的德意志现代建筑融入

中国现当代建筑文化

关于 gmp 在华的成功建筑事业，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讨论，即中国与德国在现当代建筑文化上的关系。

从中西文化比较可知，欧洲的英、法、德、意各大文化中，德意志文化看似与中华文化差异最大。无论表层的语言规律、生活习惯，还是深层的社会组织、思维习惯，中德文化似乎都南辕北辙。然而，正是这种巨大差异，使中德文化交流的意义更为重大，即所谓的互补意义。更进一步说，作为西方文明体系之一的德国文化，因在近现代的卓越进步而获得国际认可，并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坚力量而被世界认同并声名远播。在笔者看来，这体现出中德文化交流的价值。中国在近现代开始逐渐接受西方文化，其根本原因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4-5]。也正缘于此，德意志现代建筑对中国具有超出其他西方文化的特殊意义。

将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德意志现代建筑是对整个现代建筑文化贡献最大的分支之一，从早期的包豪斯到战后的美国，再到当代的瑞士，都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gmp 的建筑显然忠实地继承了德意志现代建筑文化的精髓：从不被所谓的“时尚”建筑风格所干扰，持久地实现为特定社会和地域服务的建筑空间。在 gmp 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初期，其强烈的德意志现代建筑特质被中国各地接受，本质上是中国城市对现代性的拥抱；而在随后多家著名境外建筑事务所携不同国家文化特征的设计在华竞争的局面下，gmp 依然能不断胜出并坚定实现从设计到建造均为上乘的作品，应归因于中国的现当代建筑文化已逐渐壮大并具备了自信的鉴别力，从而选择 gmp 来适应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同时，gmp 的“对话式设计”等设计与管理策略开始不断适应中国的建筑设计与建设事业，并成为中国各个设计行业的标 杆和学习对象，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现当代建筑在设计与工程上的专业技术与管理水平。笔者欣慰地看到，gmp 正以其深厚的“建筑改造”4经历，开始主动介入当下“存量发展”进程中的中国。

可以说，gmp 在华的成功建筑事业，实质上是不断主动融入中国现当代建筑文化进程的结果。笔者也相信，不断自信壮大而丰富多样的中国现当代建筑文化，完全有能力接纳具有“健康基因”的德意志现代建筑。

丨注释丨

1 本文涉及的 gmp 建筑师事务所的“在华建筑”，主要指中国大陆范围内的建筑项目。

2 库哈斯以“珠江三角洲”（后期正式发表时名为“大跃进”）为题的研究报告中，选择了美国及欧洲一些重要国家与中国对比，以建筑师人数、项目数量、设计费等要素分析归纳出建筑师的“效益”之概念，并证明是西方定义的建筑师概念之重大差异。"The CHINESE ARCHITECT designs the largest volume, in the shortest time, for the lowest fee. There is 1/10 the number of architects in China than in United State, designing 5 times the projects volume in 1/5 the time, earning 1/10 the design fee… This implies an efficiency of 2500 times that of American architect." 详见：CHUNG C J, INABA J, KOOLHAAS R, et al. Great Leap Forward [M]. Cologne: Taschen Gmbh, 2021.

3 “对话式设计”：冯 • 格康先生1974 年在布伦瑞克工业大学任教时期出版论文集《对话式建筑：基于建筑实践的论文》，从中可以归纳出四点原则：一、建筑是艺术的社会化应用，也是一种实践的艺术，建筑理论应来源于实践；二、建筑设计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是建筑师与设计条件的反复对话，最后的结果是对所有设计条件做出的综合而均衡的回应；三、建筑师作为一种“通才”，其职业能力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所决定的；四、建筑最重要的品质是耐久性，不仅指建造意义上的坚固，也指形式上的经久不衰。详见参考文献[2]。

4 参见 gmp 2025年4月10日—2025年5月5日在上海举办的“UMBAU • 改建，不间断转变”展览和本期中的相关文章及项目。

丨参考文献丨

［1］赵辰．纪念我的朋友冯 • 格康先生兼谈 gmp 的中国成功建筑事业［EB/OL］．（2022-12-10）［2025-7-10］． https://mp.weixin.qq.com/s/CHVaI7QeYCWdVoSTm2zKXw．

［2］郑珊珊．跨文化视角下 gmp 建筑师事务所的中国实践［D］．北京：清华大学，2025．

［3］赵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浅议1920年代宾大对中国建筑学术之影响［J］．建筑学报，2018，599（8）：79-84．

［4］赵辰．关于“土木/营造”之“现代性”的思考［J］．建筑师，2012，158（4）：17-22．

［5］赵辰．和而不同对中国建筑思想与观念的求索［J］．时代建筑，2021，179（3）：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