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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由建筑档案与TAOTAO TALK联合出品的《迈向人文主义城市？》系列第三季第五期在罗湖一馆一中心（罗湖图书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圆满举行。本期活动由坊城设计创始合伙人陈泽涛主持，深圳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圳华汇设计创始合伙人/首席建筑师肖诚担任主讲人，并邀请iDEA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高岩、深圳市城市规划馆馆长黄伟文、悉地国际副总建筑师朱雄毅、资深媒体人金敏华、雅克兰德设计总经理吴文媛作为对谈嘉宾，共同开展深度对话。本栏目由New Tech Wood美新超越木独家赞助。

活动伊始，主持人陈泽涛对主讲人和各位嘉宾进行了介绍，并作开场致辞。随后，肖诚以《“堆山叠城”，文化如何生长？》为题，带领众人自下而上穿越罗湖一馆一中心的立体构造，在亲临其地的别样“登山”之旅中，诠释在高密度条件下堆叠体量的独特手法。嘉宾对谈环节，众人就此展开进一步探讨，并将话题扩展至空间品质、后续运营等更广范围，给未来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以下为本次演讲与对谈的扼要实录，与您一同回顾。

走进罗湖一馆一中心

深圳罗湖，寸土寸金。高密度的城市建成区、极小的地块面积、旺盛多元的文化需求，共同造就了罗湖一馆一中心的超高容积率和垂直建造方式，为高密度城区的公共文化建筑提供了一种新解法。

周边城区楼密路窄，远处的梧桐山遥遥在望。在罗湖“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建设框架下，项目顺应场地和景致的特色，以“堆山叠城”为设计核心。其立面区别于常规的竖向高楼，采用层层堆叠、体块穿插的手法，构造出错落的多层空中平台，并以临空步道将其连成一体。高低有致的体块在模拟自然山势的同时，将原本扁平化的城市公共空间重塑为垂直叠合、三维延伸的立体结构，在极高密度下预留出充足的体量和通透的视野，兼顾了建筑的地标性与呼吸感。

项目的基座采用质感朴实的UHPC材料，适配低层大空间的厚重气质；高层则改用金属幕墙，以提升耐候性、美观度和长期使用品质。外立面的百叶肌理飘然舞动，丰富了立面的层次感，也承担了遮阳节能、调节通风的实用功能，实现了美感与绿色建筑设计的统一。

作为罗湖区极为重要的文化综合体之一，项目营造全维度开放的文化场景，整体无任何标准层设计，每一部分均承载着差异化的公共功能：地下一层衔接地铁出入口和下沉广场，中低层布局先锋剧场、报告厅、运动场馆等大体量空间，中高层则承担图书馆阅览功能，并配有全深圳最高的立体书库。空中平台和连廊也成为空间体验的一部分，形成立体贯通、“室内登山”的漫游路径，市民可以在不限制方向的行进中解锁不同空间，在文化氛围的包裹中远眺城市、梧桐山和水库美景。考虑到深圳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设计团队还在低层打造了架空灰空间与遮阳廊道，弥补高密度条件下地面空间不足的缺憾，为市民提供全天候适配的室外休闲场地。

罗湖一馆一中心自2026年年初开启运营，迄今到访人次已超70万。每日清晨便有人等候入场，充分显示出罗湖区旺盛的公共文化需求，更验证了将空间垂直展开的先见之明。堆叠的体量、立体的空间、复合的功能，让有限的土地迸发出无限的文化生命力。层层叠起的“书山”，承载着罗湖的人文底蕴，亦成为城市更新案例中以文化赋能发展的标杆。

主讲人演讲

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它却不再像最初那般独一无二。在“复兴罗湖”的大背景下，一馆一中心不仅是文化地标，还被赋予了象征性的意义。从一开始，我就关注到了项目场地的环境基底。由于开发时间较早，罗湖的建筑尺度小、密度高，道路窄而密集，树木相对茂密，生活氛围比较惬意。项目地处高密度城区与自然山水的交汇处，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交相融，“一半山水一半城”的概念呼之欲出。这变成了设计方案的起点——让新建的城市文化综合体超越简单的空间扩容和功能堆砌，在稍显拥挤的城市肌理间预留更具包容性的人文空间。它应当兼具城市与自然两种特性，在拥有大尺度的同时，具备呼吸感和开放性，激发周边城区的活力。

我们在山野与城市的高楼大厦间找到了一种中间状态，让项目既与梧桐山遥相呼应，又和城市直接对话。从负一层的下沉广场开始，景观平台层层堆叠，形成了错落的多层地表。这一“堆山”过程形成了一条“登山步道”，人们可以在介乎室内和室外之间的空间里获得更丰富的感官体验。

在建筑的立面上，我们也刻意追求“韵律感”。项目不是一座完全竖向的高耸大楼，而拥有灵动的轮廓流线，模拟了大自然的生命感，对应着自然与城市叠合起来的边界模糊、虚实相对的印象。立面的流动与变换也得益于所用的材料——在考虑许多选择之后，我们最终决定主要使用金属材料和UHPC，其尺度更密，能够支撑更丰富的变化。

罗湖一馆一中心回应了国内高密度老城区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土地紧张、功能负荷重、社区饱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公共建筑应当创造更富有价值的冗余空间。通过体量的层叠、地面的开放、空中平台的共享和形似山水的立面，我们将一个庞大的文化综合体拆解为可被市民进入、停留、漫游和使用的多层复合空间，以大容量和充满生机的呼吸感回应日常公共生活。罗湖一馆一中心为我国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满足了诸多日渐被验证的需求——对自然的感知、面对面的交流、非目的性的停留，以及人与城市之间更柔软的关系模式。

嘉宾对谈

高岩：在今天的城市里，高密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扬长避短，在各种的限制条件下取得最好的功效？我们应当考虑的不只有建筑的功能，还有人的行为和实际的使用情景。既然图书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功能与服务对象本来就有重合之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主题相关性创造更多可能，让兴趣相投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相遇，跨越图书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边界，并让空间更好地服务于家长等多元个体？我们曾提出过另一个方案，其总体的高度相对更低，让平面铺得更开，把图书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融合得更加紧密。

但考虑到运营等现实因素，这个方案我们最终没有采纳，而是回到了策划定位时可分可合的空间策略，尽可能地保留了空间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我们在关键位置布置了横向的连接体，并充分考虑了空间的复合性，通过策动人们的视线和动线，创造了更多互动的可能。对于如此庞大的建筑而言，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复杂的大工程。

肖诚：你提到的那个方案里，图书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可以借用彼此的空间，功能的模糊性和通用性更强，所以大的自由平面当然是更好的。但后来我们接到了明确的指示：两个单位要有清晰的边界，保持各自的主体性。于是，方案被修改成了相连一段、又分隔一段的“若即若离”状态，这可能是限制条件下共享空间的最优解了。

陈泽涛

陈泽涛：主体分离、权责明确，显然更加有利于管理。黄伟文馆长管理着深圳市城市规划馆，对此一定有更多感悟，你能否从管理和运营的角度分享一些经验？

黄伟文

黄伟文：管理运营的合与分都有各自的利弊，不一定哪一样天然就更好。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内公共建筑通常倒序的“设计—策划—运营”模式，遵循这种模式的项目一般都不会做得太好。甚至哪怕是先策划再设计，策划者也很难预料到后续的实际运营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果运营者也能提前参与策划与设计过程，这才是流程合理、能未雨绸缪、避免后续问题的正确模式。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两个单位都想“独门独户”非常自然，它未必一定导致建筑向垂直方向发展，水平方向的展开依旧是可能的。设计规范对建筑覆盖率的要求，本质上是为了保留更多城市公共空间，那我们多想一步，公共空间的品质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是要表面上的更大面积，还是更充分地使用它？在我看来，城市应当把低空的覆盖率和首层覆盖率区别开来并相对放宽，让公共建筑更容易进入和使用，提升空间的实用性和“性价比”。罗湖一馆一中心还没有完全挖掘出这种可能性，但它是有潜力的。

朱雄毅：我讲讲我与“罗湖一馆一中心”的三次相遇。

第一次，是2020年。我在万科组织的一场竞赛上与这个项目初见。大型高密度公共建筑的设计难度极高，要梳理清楚所有功能流线关系、妥善处理体量，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当时肖诚与高岩组合团队提出的设计概念很清晰：用体量的堆叠，创造了多层空中平台和富有辨识度的特色构件；成熟而扎实的设计基本功，巧妙解决了这个项目的高密度问题，同时又让建筑充满了趣味。

第二次，是去年。我在附近评审另一个项目，恰好路过。彼时幕墙已基本落成，远远看着有点眼熟，却又觉得哪里不太一样。具体说不上来，只是心里留下了一个问号。

第三次，就是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这里正在被人们很好地使用起来——人来人往，空间流动，自由开放。而借着肖诚的设计回顾，我也终于解开了上次那个“不一样”的疑问：入口回廊前院和平台上的一些“异物”被拿掉了。前者似乎让我们进入这个建筑的空间序列丰富层次有所损失，广场也缺少了一个南方的灰空间。后者的“异物”似乎被一种更好的技术与更通用的使用模式替换，从而少了一些趣味。当然，我们知道要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建筑，过程中的付出与遇到的问题是叠加性的，其中的取舍进退也远非一两句能够概括，项目能有今日的完成度已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梳理。

最后，我还想抛出一个问题，关于项目的唯一性和适配性。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是肖诚几乎同时设计的另一个项目，和罗湖一馆一中心同为高密度公共文化建筑，面临的设计问题上也有相似之处，如果把两个项目调换位置会怎样？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在哪里？针对不同的地方文化差异性和场地的特点该如何思考？

肖诚：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也使用了山的概念，但山体是它的基座，而非一个遥遥相望的象征物。它所在的位置不可能做得太满，因为业主要求我们做一个高层塔楼，其高层部分是标准层，来为办公和一些未来的业态孵化提供空间，下面才是公共文化设施。而且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周边的高层建筑密度很高，更加不可能做得太宽。相对而言，罗湖一馆一中心在平面上可以更加自由地舒展开来。要把两个项目调换位置，实际上是不太可行的。

陈泽涛：两个项目我都参观过，罗湖一馆一中心更通透一些，与周边城区和山体的结合度更高，而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相对更封闭。最终我们选择了罗湖一馆一中心作为活动场地，就是因为它更贴近城市生活。其实我有个问题很想请教金敏华老师，当城市达到一定密度之后，我们好像就要被迫接受垂直化的生活方式了。深圳是一座新晋不久的高密度城市，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金敏华

金敏华：密度是一种表象，真正的重点是空间内容。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新建项目减少，城市更新的任务反而更重了。前段时间马岩松来香港，我和他聊天，他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MAD现在不仅做前期策划，还开始参与后期运营。这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新命题——空间的价值在于被使用，可国内很多优秀的建筑设计落地后，空间缺乏优质的内容来填充，也没有得到运营的激活。我认为肖诚后续可以做一个系统的梳理，看看在罗湖一馆一中心，哪些空间特别受欢迎，哪些空间又被长期闲置，利用真实的反馈优化运营。

吴文媛：我不认为高容积率等于高密度，城市住宅往往只能实现“高密度居住”，生活内容却非常贫乏，人口组成单一到接近村庄。除容积率之外，社会关系、工作机会和人口多样性也都是有关密度的重要因素。

我在白石洲做过一个跟踪调研，白石洲从2006年开始旧改，容积率自此不再增长；到2019年，那里的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下降，反而有60%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有所改善。背后的原因，就是生活的丰富性得到了提升，当设计师不再参与其中时，社会自己解决了问题。

陈泽涛：我大概理解了你的意思，容积率的提升未必能增加活动的密度、互动的密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偶然交往的密度，这些才是真正考验文化建筑设计成效的地方。

吴文媛：对，提到密度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内容的复杂性，比方说有人在社区里开了家商店，或者有位老师开了个兴趣班，那才是真正提升了生活的密度。建筑师把一座图书馆设计得很漂亮，就像一个文雅、美貌的人，这当然很好，但是它没有生长性。怎样才能生长呢？当然是遇见另一个人，那个人的性别还要不同，两个人发生亲密的互动，才能产生后代，这就是文化生长的结果。

我们看到，肖诚做了很多努力，为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在罗湖一馆一中心发生得太慢了，其实罗湖一馆一中心本可以创造更多的共享和融合，这需要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大家刚才也探讨了，建筑师总是会面对这样那样的限制条件，我们这代人其实创造了一些本不该有的规则，如今我们有责任扭转固有的观念。

此外，我们在谈论密度时，一定要认识到9+1>0+9。现在的建设模式，是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抹除，在一片空白上重新创造丰富性。其实城市中留存着人们的许多记忆，那些在罗湖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普普通通的一栋楼、一条街，可能都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也是一种记忆和文化的密度。现在罗湖希望成为文化高地，可如果这里找不到任何关于过去的痕迹，那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对历史记忆的保存和更新，要比完全推倒重来更有意义。

互动环节

深圳文化建筑的建设节奏很不连贯，通常是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沉寂，然后突然集中新建一批。这些文化建筑会不会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筑师的创作理念是否会受到当时情况的影响，形成文化建筑批次性的共同点？

肖诚：罗湖属于深圳的老城区，更新也好、扩容也罢，它早已叠加了各种复杂的因素。罗湖一馆一中心最大的特征可能就是高容积率，这更像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宣言”，而非被动受时代影响的产物。

不过，深圳的建筑很多时候的确处在某种大框架之下。我们偶尔会开玩笑说深圳的建筑设计有些“迪拜化”的趋势，承载着城市发展的雄心壮志。从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到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每个片区都在以建筑为宣言，阐发各自的发展雄心和抱负。作为建筑师，我们对这类地标性建筑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我认为，今天大家讨论到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文化是先有“芯”还是先有“壳”？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做“壳”，用建筑的表皮先验性地表征文化的内里。但是在一些文化积淀更丰厚的地方，“壳”一定是从“芯”里生长出来，并随着岁月的累积而不断增厚的。“堆山叠城”归根到底是物质性的构造，什么时候优质的文化内容由内而外地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社会才能说是真正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