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话交流思想，以对话生成新知，助力迈向人文主义城市的新探索、新实践。

6月6日，由建筑档案与TAOTAO TALK联合出品的《迈向人文主义城市？》系列第三季第四期在梓有集文化建筑群圆满举行。本期活动由坊城设计创始合伙人陈泽涛主持，BUZZ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主持建筑师庄子玉担任主讲人，并邀请齐欣建筑工作室设计主持齐欣、AG汇序（Atelier Glow）创始人/主持建筑师吕达文、导演，策展人刘畅、策展人，X美术馆馆长尤洋、艺术收藏家，剩余空间创办人眭群作为对谈嘉宾，共同开展深度对话。本栏目由New Tech Wood美新超越木独家赞助。

活动伊始，主持人陈泽涛对主讲人和各位嘉宾进行了介绍，并作开场致词。随后，主讲人庄子玉以《建筑织入地景，重构人文场所？》为题，带领众人穿梭于湖岸绿地，依次游览散落各处的建筑，就“散点叙事”的布局如何让建筑打破边界、融入为地景的一部分进行了深入诠释。在嘉宾对谈环节，众人进一步探讨了应如何处理人造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艺术场所的长期运营策略，揭示出人工与自然、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下为本次演讲和对谈的扼要实录，与您一同回顾。

走进

梓有集文化建筑群

湖北咸宁的梓山湖畔，正在发生一场对建筑师集体共创的深入探索。设计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头脑，而成为群体性的播撒行为。不同建筑师的作品在大地上各自扎根，于湖光山色间生长出一片整体性的艺术场域——梓有集文化建筑群。

项目场地上，水塘与草地错落而居，形成一幅柔美的山水风光画。设计拆解了大型公共建筑的笨重形态，以“散点叙事”的方式将接近5000平方米的建筑拆分为梓美术馆、No Art书店、艺术工坊、冥想塔，4个建筑和5个散落各处的小体块。在保留场地自然底色的同时，勾勒出极具雕塑感的视觉锚点，实现了自然肌理和人造场景的均衡共生。清水混凝土的材质，仿佛从土地中自然生长而出，素净而不显突兀。游览者可以从水岸、草地、步道等多条路径进入，在移步换景中获得动态的空间体验。

作为项目的核心公共载体与活力引擎，梓美术馆承担着赋能整个宿集群落的功能，是艺术创作、社群互动和商业价值的共同发生之所，与梓山湖对岸的酒店、民宿业态遥相呼应。在营造手法上，它几乎舍弃了所有不必要的窗户和墙体，以此打破艺术空间的物理边界，用自由而开放的姿态融入自然、拥抱大众。同时，梓美术馆预留了大量可供二次创作的空白，并在展览交替的空窗期承接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允许空间在使用中不断迭代、演化。

不同于监狱、学校、医院等福柯语境下的“规训”式建筑，项目是容纳自由理想和多元可能的载体。它不止于一座用于艺术展览的建筑，更试图以天然的场景呼唤天性的复归，让自然、艺术和大众生活融为一体。

主讲人演讲

庄子玉：我们处于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项目运营快速迭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AI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传统的生活与工作场景，建筑师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捉摸。然而，在“变化”的叙事之外，有一些场景是相对稳定、持恒的，它们是人反思自我、重新定位的场域。有人称之为“诗和远方”，有人视之为度假目的地，还有人把追逐它们的过程叫做“逃离”。场景的载体可能不同，人与空间对话的方式也并非全然一致，但建筑所面对的很可能是同一群人。

很多时候，建筑师难以抛弃一些既有动作。毕竟，脱离了体块的搭配、平立剖面的组合、黑白灰之间的色彩关系，建筑学本身似乎就不存在了。但最重要的，是在建筑学语言之外，创造基于场景的内容载体。如果没有建筑，我们观赏美景的方式会变得非常单一，但是在人造场景中，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视窗和环境，获得全新的观赏体验。建筑是看待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能够赋予场地新的意义。

本质上，建筑师是在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间塑造了人们的交互方式，在一个露天小餐馆聊天和在一间多功能厅里对话往往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交流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师提供的是一种基础设施，它让人与人之间链接的生发成为可能。如何关照并更好服务于人的感受，将成为未来建筑师工作的核心。

嘉宾对谈

刘畅：刚才一路走来，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对话、关系、精神......我发现从几千年前开始，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类有一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我们在精神上永远有更高的追求，并且会尝试把它表达出来。在古代，表达的媒介是祭祀和戏剧，如今建筑成了新的媒介，它远远超越了物理性的功能。

我一直在做戏剧节和“候鸟300”，从未停止过思考一个问题：作为“候鸟”的艺术家为什么直到这个时代才出现？原因可能是，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变革时期，那些在平和年代被暂时搁置的问题，重新变得尖锐起来。如果有一天，AI真的能够完成所有工作，那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还有意义吗？寻找诸如此类答案的过程，就是像候鸟一样“逃离”的过程。

子玉创造的梓美术馆是一个承载“逃离”的容器。实际上，这个容器本身也逃离了城市。在脱离高度内卷的生活方式之后，人们可以到达这样一个非常规的空间，构建城市里缺失的精神层面的关系，这和“候鸟300”的内在本质是十分相近的。我想，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容器，让更多人能带着想象力互相交流、产生关系，创作出鲜活的生命故事。

尤洋：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人文精神？或许就是因为大部分场所都没有人文精神，我们只有把它当作一个口号喊出来，才能在黑暗里看到一点光。现代生活节奏下，人很容易失去主体性，被某些社会关系带偏，变成所谓的“牛马”，失去对世界的感知力。梓有集这类艺术场域的作用，就是打破物对人的奴役，将人从被外物驱使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进入工业时代后，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度过，和自然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可是人真的能完全不与自然接触吗？我们看到，从16世纪的园林到许多现代建筑，其界面都讲究通透、呼吸，试图让人和自然更为亲近。梓有集在这一点上往前走了很大一步，它有“天人合一”的视觉结构，也有适得其所的留白。显然，这也反映出典型的中华古典文化意涵。

艺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广义上看，整个场地就是一块画布，每个人都有书写的权利和可能性。梓美术馆之外的天地，是一个更大的“美术馆”，承载着各种形态的艺术。它意味着“逃离”，也就是打破日常节奏，在酒神精神的助力下创造那些未经规划的、完全不同于常规的体验。

眭群：近几年，文旅项目和商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很多都是围绕着人的生活方式展开的。但有一件事非常值得警惕：这些项目大多还停留于节点性活动的层面，而缺少长期运营的思维。如何保持相对稳定的人流，让一个项目长久地存活下去，才是最大的挑战。

我认为梓有集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整个运营围绕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大多数人来这里可能就是打个卡，那么如何让他们与梓美术馆达成更深层的共识，甚至提升他们的审美？场地中发生的不能只有展览，运营者还需要研究观众的属性，思考如何在大众化与艺术化之间取得平衡，提升人们的美学品味，在提供良好游览体验、发挥美学教育功能的同时，和观众产生更深一层的链接。

陈泽涛：其实在很多商业项目里，打卡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甚至可能是最受重视的点。有些项目开发商反倒更喜欢所谓的“网红建筑师”，因为他们就是把建筑当作打卡点，想要第一眼就吸引别人来这里。但是对于长效运营来说，除了视觉上的冲击力，更重要的可能是真实的体验和口碑，这就需要更多人性化的细节。

吕达文：打卡是一个入口，关键在于打卡之后的可能性。和完全封闭的传统建筑不同，梓美术馆营造了一个半围合的空间，它延伸了室外的绿地，提供了遮阳的阴影，又让空气能够自由流动。首先它是美的，这样才能吸引人来到这里；此外它提供了舒服的体感和惬意的氛围，让人能吹着习习微风观赏建筑光影和艺术展览，这样才会有更多故事的生发，以及深度的审美体验。

这种可能性并不要求元素的堆叠。相反，空间里的元素越简单越好。梓美术馆很美，但不会让人感到复杂，它也没有运用艰深晦涩的建筑学语言。如果建筑师表达得太多，那艺术家还能做些什么呢？这是我觉得子玉做得很聪明的一点，他把更多可能性预留给了未来的使用者。我参观梓美术馆的时候，脑海里想到的是小时候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光，我和小伙伴在学校里、在家楼下的小公园捉迷藏，大家会发挥想象力，藏在一个最难被找到的地方，那是一种最质朴但也最美好的空间体验。梓美术馆能不能成为这样一个生长故事的场景，让具体的人之间产生情谊的连接？

齐欣：很多人会强调建筑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在城市里，处理好与左邻右舍的关系当然很重要；而在自然环境中，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建筑应当谦逊，要服从于自然、消解于自然，甚至去追随和模仿自然。但是建筑之所以存在，本质上就是为了抵御自然。建筑是理性的产物，早期的建筑都有非常鲜明的几何形体，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什么叫人文？恰恰是对自然的抗争标识出了人的存在。

梓有集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衡的关系，你存在于此，我也存在于此，二者互不相妨，也互不追随。我特别欣赏子玉的松弛感，他面对一个项目时，可以拿出几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思维非常开阔、放松。梓有集场地里的几座建筑都处理得很灵活，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

让·努维尔尔说过一句话：“不想当导演的哲学家，不是一个好建筑师。”在我看来，好的建筑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要有戏又不能抢戏。空间本身的气质不可或缺，但也不能太过强烈。子玉的处理方式是运用简单的清水混凝土，以朴素的空间保留可能性。这种留白里其实也有很多可挖掘的地方，例如材料选择与建筑精神性的对应，西方建筑语言和中国传统技法的融合，等等。

陈泽涛：几位老师的见解都让人很受启发，子玉能否回应一下大家的点评？

庄子玉：建筑师是一个悲剧式的角色。建筑看似坚固，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非常短暂和脆弱，建筑师创造的一切终究是要被时间消解掉的，我们是像西西弗斯一样徒劳地抵抗着命运。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旁有一座特别高的监狱，仿佛是故意把犯人囚禁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并在这种繁华中禁锢他们的身体和时间。什么是最好的建筑？我认为最极致的范式就是“没有建筑”，构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给予人最大限度的自由。

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好像不得不盖一座房子，永远在用空间控制人的身体，而不能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我在使用“散点叙事”这类具备东方性的手法时，思考的就是如何在时空关系中给予人的身体最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超越。面对自由与禁锢之间的矛盾，包括面对运营等一系列问题，建筑师是很无力的，这正是我想和大家交流的原因——在建成之后，思考我们应如何看待建筑营造的空间，是建筑师工作的延续。

还有一个问题，即创作的本体。“作者已死”的观念早就流行开来——在建筑建成之后，它有自己存在的方式，会自我生长，和建筑师没有了关系。但它终究不可能脱离建筑师的个人经历，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客体化的对象。现在的AI可以“创造”很多东西，但从本质上来说，AI只是“从形式到形式”，而形式背后的所有关系、体验和判断，都属于使用AI的碳基个体，彰显着人的存在及其无可替代的意义。这似乎指向了建筑向艺术的回归——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创作的本体是什么，这可能是我下意识地回应这个时代的方式。

陈泽涛：子玉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AI时代建筑师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是西方建筑学和东方性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建筑师如何在AI时代看待自己的作品、维持身份认同。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尤洋：在历史上，建筑和艺术之所以在启蒙运动之后“分家”，是因为制图术等新技术的出现。如果把AI理解为新时代的制图术，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在建筑学方面实现“弯道超车”。因为在现代，我们较西方更注重工具理性，因而更愿意拥抱新的技术，这会给我们的生产力带来几何级的增长。此外，AI还能够带来文化上的平权——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创作出自己的艺术，让别人来欣赏，艺术将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圈子里。所以我对AI的态度是乐观的，只不过我们对艺术和文化的看法需要与时俱进。

齐欣：建筑学里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因地制宜、入乡随俗，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中国建造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那些西洋建筑师，其实都在设计中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应地，今天的中国建筑师出海，难道要坚持做东方式的建筑吗？我拒绝把东西方对立起来，我们不能用对立的思维思考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不是东方或西方，而是个性。建筑师创作出的最独特的东西，就是属于他的文化，里面可能有西方性，可能有东方性，也可能有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只属于建筑师自己的真情流露。没有必要过度思虑，建筑师只要抱着一颗真诚的心尽情去做就好了。

关于AI的问题，我认为AI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有了汽车，还非要去骑马，就会显得很愚蠢。我们应该搭上时代的车，而不是被它甩下去。

吕达文：我的观点和齐欣老师很像。我是香港人，从小在中西融合的环境里长大。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好用、有价值，我们就会结合起来。AI可能会进一步把东西方的叙事给消解掉，它凸显的不是东方和西方这类群体性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微小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机会以颗粒度极细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们知道，AI根据已有的数据库进行创作。可能我集中创作一段时间，AI很快就学会了我这段时间创新的东西，我就可以把精力放在继续探索上。所以AI能够大大压缩创新所需的时间，它是有潜力带来艺术繁荣的。

刘畅：AI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今年是“候鸟300”的科技元年，会进入大量的科技相关作品。我今年参与了一个300小时的黑客松，远远超过一般时长，另外还参加了一个AIGC大赛。这些事情和东西方没关系，但和全世界的影视产业关系很大，会直接影响从业者未来的生存。

上一次科技和戏剧紧密结合时，产物就是电影，让人类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AI来了，我们是使用传统的表达方式，还是接纳新的工具？我更倾向于后者，这不是顺不顺应潮流的问题，而是既然它出现了，那你就只能这么做，没有其他选择。AI只会替代没有创作能力的人，在规则被打破之后，真正的创作者迎来了一个百年不遇的时代。

庄子玉：过年期间我在梓有集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在用AI生成视频。我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建筑师，但是AI给了我一个探索的途径，它延展了我作为一个微小个体十分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这和我的职业身份毫无关系，只与我的爱好，或者说我想要实现的想法有关，这就是AI对于我们的意义。

互动环节

梓有集的空间营造是很成功的，但它的地理位置毕竟不占优势。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在商业性和人文性之间，如何实现价值和利益的多方平衡？

尤洋：运营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探讨一些最重要的点。美术馆是社区价值观最主要的生产阵地之一，但我们也看到，确实有一些艺术机构的内容是真空、绝缘的，不仅无法体现社区精神，反而和受众之间存在断裂。

市面上有很多文化公司，它们也会向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可是，如果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在迎合大众的趣味，那多元的艺术就死去了。有抱负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不会忽视观众的体验，但绝对不会凭观众理解能力的边界给艺术设限。这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段可以在上面滑动的轨道，最终停在哪里，就要依靠人的经验和智慧了。最后，文化产品ROI（投资回报率）的计算方式很复杂，有些回报不直接体现在经济层面，我们不能只关注最表面的金钱收益。

吕达文：今天的对话，包括刚才的提问，都给了我很大启发。建筑不仅是建筑，还意味着人和场景产生联系的可能性。在行业遇到一些困境的当下，建筑师也应该跳出传统的建造者角色，努力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路径。在梓有集的运营中，建筑师能否扮演一个“链接者”的角色，把历史与当代、文化与商业、业主与大众、艺术与流量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发挥自己的专业价值？毕竟，大学里的建筑学教育通常是跨领域的，这为建筑师超越单纯的建造提供了可能。在设计之外，作为一个居间的存在创造价值，可能是未来一种新的职业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