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先生从事咨询工作，但就城市发展问题，已传道、授业、解惑了二十余载。比起“李总”，大家更喜欢称呼他“李老师”。用李忠先生的话说——“我是那种二十几岁就被大家一致叫做‘李老师’的人，从地产班到政府班，从讲城市到讲产业……老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讲台，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只要有学生，愿意把你用老师的身份，请到讲台之上，你就应当，纯粹地，进行“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有这样，你才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只有这样，你才无愧于是一个拿粉笔的人！”

因此，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特地提前“解锁”李忠先生的最新文章：《用钢笔记录粉笔》，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多说一句，这也是【李忠演讲录】三部曲，《李忠城市演讲录》的序言。

（什么，您问书什么时候出版？快了快了！）

在中国近现代的作家中，老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舍的所有作品中，他的散文是我格外喜欢的一类，而在老舍的所有散文中，《钢笔与粉笔》又是我最最喜欢的一篇，而且我相信，这也是老舍先生格外用心，格外用真所写的一篇——用心，大家都能理解，那这个“用真”又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用真，是指这篇文章，是老舍先生自己特别想写，不写不行的一篇真心之作！

文章，就不在这里重复了，但我希望你一定把它找来读一遍，读完之后，你就能知道，我们的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是这样高产的一位作家了！他，实在是一个太爱写作的人！一个真正能体会到写作乐趣的人！甚至是一个不写作就活不下去的人！

在这篇散文中，老舍先生在一个极为特殊，也极其细节的地方，表达、或者说暴露了自己对于写作的热爱——钢笔！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文人，特别是新派一点儿的文人，都是拿钢笔来写作的——所以，老舍先生，用他对于一支钢笔是如何“可人”的描写，间接表达了他对于写作这件事，是如何如何地享受，又是多么多么地热爱。然而，笔锋一转，老舍先生既幽默又苦恼地，说出了钢笔那唯一的，然后又是致命的缺点，三个字：不赚钱。而且特别算了一笔账——千字的稿费，只有三块钱（当然，这是那个时代正常的价码。鲁迅先生所写的杂文，最高的时候是在《晨报副刊》上，每千字一百大洋，已经到了天价的地步。但那是鲁迅先生，不是老舍先生）。所以，先生就直言，钢笔虽好，但养不了家，也就是说，单靠写作，是没有办法生存的——那要靠什么生存呢？答案是粉笔，也就是讲课，也就是当老师！在文中，老舍先生讲到了“拿粉笔不是个好营生”，由此可以看出，先生是一个很爱写作，但至少不那么爱讲课的人，在更多情况下，他是很无奈地用讲课的那支粉笔，养活了现实世界中，能创造精神世界的那支钢笔……

整篇文章读下来，觉得老舍先生的比喻真的是很妙——钢笔是写作生涯，而粉笔就是教书经历。然后，再细想一想，这也是中国近现代读书人，最为典型的一种人生道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唯一不同的，是主次有所区别：以教书为主，业余写书的，是如胡适、冯友兰这样的教授先生；而以写作为主，教书为辅的，就是如鲁迅，老舍这样的作家先生。在这些大师中，有书写得漂亮的，也有话说得漂亮的——两项都很擅长的，还真不是很多。很典型的，倒是有一件趣事，那就是胡适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的对比——要论讲课，冯先生是绝对没法和胡先生比的，因为冯先生有口吃，而胡先生，人又帅，讲话又风趣——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北大学生中很受欢迎，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到二院大讲堂。“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轰堂大笑。”这类评价，在很多书中常见记载。胡先生后期的入室弟子唐德刚先生，曾这样评价胡适先生的口才：“他的文章写的已经够好了；他讲的比写的更好！”——但若论写书这件事，如果相对于冯友兰，刘文典这些同时代的先生，那还真不能算是胡先生的长项，他写的好几本书，都只有上半卷，而没有下半卷，因此被称为“上卷博士”；反过来，如果你读过《中国哲学史》，就会知道，我们那位口吃的冯友兰先生，在写书这个方面，还真是非常擅长的——别忘了，西南联大有那么多的超级重量级的教授，而联大最后留在昆明原地的纪念碑文，那可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如果将胡与冯两位先生，做一做写书与教书方面的对比，最有意思的，就是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记述——1947年盛夏，冯先生和何先生在纽约见面，何先生闲谈时说起，杨绍震夫人许亚芬有篇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先生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

▲《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在想来，写书和教书，原本就是不太容易兼容的两类工作——作为一种表达，教书的人，多半需要些外向与活泼；而作为一种梳理，写书的人，至少要有一点冷静与内敛。如果，让两者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兼容，想来在逻辑上就不太可能，除非，这个人在写书和教书上，都要打个折才行——如果表达得正面一点，那就是这个人，既比较爱教书，又比较爱写书。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人，上天再能多给他一些机会，那他假以时日，应该是可以达到一种“比较会”教书，也“比较会”写书的境地的。

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很幸福的人，一个既爱拿钢笔，也爱拿粉笔的人。所以尽管我现年只有五十二岁，但是，如果仔细计算下来，我教书育人的时间，应该有二十几年了，而我写书毁人的时间，应该也有二十几年了……

先说说拿粉笔——教书这件事。

▲李忠先生的首秀，是在清华大学完成的，首度正式站上讲台时，仅29岁。

▲李忠先生受邀出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第四届校友论坛，作《从空间成功到内容成功》的主题演讲

现在也记不清楚，一开始是从哪个培训班讲起来的了，反正最早是给地产培训班讲，然后很快就讲出了些小名气，于是被北大的培训班，和清华的继续教育学院请去当老师——我是那种二十几岁就被大家一致叫做“李老师”的人，从地产班到政府班，从讲城市到讲产业——其实，讲什么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学员爱听什么，我就讲什么。这大抵分成四个阶段，最早是纯地产内容，从户型到营销都有；然后就稍微高级一点儿的了，主要是讲一些比较特殊的物业类型，写字楼、CBD、总部基地、科技园区，都有；第三个阶段，就全面转向讲城市了，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城市营销、城市管理……现在呢？现在，主要讲的是四个主题词：人才吸引、科技创新、产业赛道、文旅融合——如果你和我熟一点儿，会觉得上面四个词，怎么这么面熟呢？是啊，这就在我们公司公众号上写着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定位啊！一言以蔽之，我们公司这些年所做的业务，和我所讲的内容，一直是匹配的，同步的，倒也很难说是谁启发了谁！

▲李忠先生受邀出席首届中交房地产智库联盟论坛，作《大中交·广义地产开发》的主题演讲

▲李忠先生在“未来之路——中国地产经营者”高端项目国际课程班开讲，以产业赋能、人群定制，计献“后地产”时代

至于讲课人数，从十几个人的小班，到几千人的大课都有，二十几年来，讲过多少课，我也记不清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一堂课是效果不好的。我是属于那种天生会调动课堂气氛的“人来疯”——有很多人问过我，你上课时，是怎么克服紧张的？“啥？紧张？”我每次的回答都一样：“怎么会紧张！我从来就不紧张，人少了我反而不舒服，人越多我越高兴！”我估计，前一辈子，我应该就是在天桥底下搞过演出的，所以一见到观众就兴奋。

▲李忠先生受邀出席“面向未来的新机场片区城市设计论坛”，作《厦门新机场片区产业创新战略》的主题演讲

▲李忠先生受邀出席第三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作《新国门国际化创新战略》的主题演讲

在这期间，还参加过越来越多的论坛，发言时长多数是三四十分钟，少数也有一个小时及以上的。这次我在这本书中所整理的，多数就是这一类——这种有紧迫感的讲座，常常能让我更兴奋，因此表达也就更准确，语速也就更快。当我的讲座发言整理成文稿，被发到公司的公众号以后，就会有人问我的朋友——注意，不是我的朋友来问我——只要是我的朋友，那他一定清楚我讲课的语速和信息密度——问问发出的这些内容，到底真的是我现场讲出来的，还是后期加上去的。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们，多半会这样回答他们的朋友们：“他现场讲的内容更多，也更生动，有很多东西是没法整理的！”

▲李忠先生在北京为西安规划院20余名核心骨干，进行了《国际视角下的中国城市更新》的主题授课，从“存量提质”的角度，为助推旧城价值更新献策。

▲李忠先生受邀出席“2021中国城市更新论坛”，并作《用城市更新营造高品质科创空间》的主旨演讲

是的，我是个典型的“现场型选手”，如果用天桥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我就是很擅长抓“现卦”的那种人，所以，现场讲的肯定比整理的好！当然，如果说这里面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简单，但非常有效的“秘诀”：事先练习，而且是反复练习。在我所参加过的所有论坛演讲中，无论是几十分钟的，还是一个小时几十分钟的，我在上台之前，都曾经一个字不少地至少讲过三遍。而且，是至少三遍，讲更多遍的也有。所以，如果你听过我的现场演讲，就会发现，每次上台，我都是非常守时的，无论讲多久，时间的误差，绝对控制在半分钟以内。这其实，既没什么秘诀，也不是什么能力，就是多练了几遍而已。

▲李忠先生在首届中国医疗建筑创新发展论坛开讲，从城市产业角度看医疗发展

▲李忠先生在“2021王府井论坛”，以产业视角，解锁国潮新玩法

也正是因为练得多了，练到内容不再是问题了，我在台上时，才能更多地关注台下的反应，从而去抓个现卦，搞搞笑，活跃活跃气氛什么的——幽默，是以游刃有余为基础的。

“现场效果更好！”“你应该多去听听李老师的讲课”，或者是“你听过李总现场的演讲吗？”这样的话传多了，反而在我的朋友中推动了一件事——都在催我写书。

▲李忠先生受邀出席第二届旅游三十人论坛，作《文化旅游的故事算法》的主题演讲

▲沿黄九省聚洛阳，李忠独策“大合唱”

那么，下面就说说拿钢笔——写书这件事。

首先，不管写得怎么样，我其实是一个很爱写作的人——有一句非常古老也非常正确的话，叫做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作家毕飞宇，更是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每一个作家的背后，都有一位杰出的中学语文老师”。我现在还算不上作家，但站在我背后的，有两位语文老师，在我眼里是配得上杰出二字的，一位是小学语文老师侯传珍先生，另一位是中学语文老师徐兴东先生，他们的确培养了我对写作的热爱——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出差很多，工作繁忙的人，如果没有十足的热爱，是不会去做一个老舍先生所说的那种“写匠”的。毕竟，能让我们真正写出好东西来的，并不光是手里的那支笔，更是内里的一颗心。没有一颗安静的心，是绝对写不出，真正有激情的文字的——我不知道别的“写匠”是什么样的，至少对我而言，往往是内心越安静，文字越激情！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应该还是一个挺适合写作的人——你别看我在讲台上咋咋呼呼的，但从内心来看，我其实还是个挺安静的人，所以，我在讲课时的幽默，也大都是些冷幽默，自己是从来不笑的。而且，如果能真正的沉下心来，去好好写一些东西，那对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可事实上，统计下来，虽然我也断断续续地写了二十几年，也有不少的文章和几本成书了，可相对于我的讲课而言，我写得还是太少太少了。换言之，那个拿粉笔的我，远比那个拿钢笔的我，要强大的多！

讲得多，写得少，这是个大问题，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太忙之类的，甚至还可以把这两者的因果关系，直接对应起来——之所以写得少，就是因为讲得多。如果用老舍先生的话来讲，那就是因为我，拿粉笔的时间太长了，而拿钢笔的时间又太短了。

其实，原因根本不是这样——这个原因，本来以为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没想到，居然被我一位珠海的好朋友，老余，看出了端倪。

由于讲课讲了二十几年了，所以，我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先听我讲课，而后又成为好友的。而这位珠海的老余，却是比较少有的一个，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交往十几年后，我请他去听了一次我的讲课。在讲课时，看到有人拍课件，我就对大家说，不用拍，一会儿我会把我的手机号公布出来，大家把邮箱和地址都发到我的手机——邮箱，可以用来收我的课件PPT，我会一页不少地发给大家的；而邮寄地址，可以用来寄送我们公司出版的《技术要点》这类的书籍——当听到有人问费用，我又赶忙补充了一句：“免费的，当然是免费的。”

部分华高莱斯《技术要点》系列丛书

听过我讲课或讲座的人都知道，我每次讲到最后，不等学员们要，我就一定会告诉大家，把地址留给我，课后我会给所有留了地址的学员，免费发课件，免费寄资料。为此，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公司，都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现在操作起来，当然方便了，用手机扫个二维码就行了，而在当时，当我的这位朋友去听我讲课时，还远没有这么方便，我用的还是留手机号码发地址短信的方式，而且所留的，就是我本人的手机号码——我没有第二个手机号码，就这一个号码，已经用了二十五年了。

看到这种情形，下课之后，老余，却很郑重地给了我一个评价——“中国最后一代有民国风范的知识分子。”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很简单，对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自己不重要，知识的传播比什么都重要，你就是典型的这样的人！”是的，他后面这段话，倒是说对了，我觉得自己，不管上台前的一秒钟，我是谁的老板，也不论下课后的一秒钟，谁是我的客户，只要登上了讲台，我就是一名老师。老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讲台，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只要有学生，愿意把你用老师的身份，请到讲台之上，你就应当，纯粹地，进行“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有这样，你才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只有这样，你才无愧于是一个拿粉笔的人！

▲李忠先生受中关村管委会之邀，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生态建设专题培训班的学员，作《中关村·新时期科技创新新趋势》的专题授课

至于老余前面那段对我的评价，倒是肯定不敢当——我看过不少民国的书，其中也有不少是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书，以及他们所写的书，说实话，虽然我并不很确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不是特别喜爱拿粉笔这样一个职业，但是，我确实可以在他们中的某些人，比如蔡元培先生这样的人身上，充分地看到值得我辈终生学习的那一面。当然，我也并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我那位朋友所说的“民国风范”，如果是的话，那在我身上，当然还是有点儿这种风范的，这，难道不是一名老师，本来就应该做的吗？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做老师的方法吗？反正，我就是一直这样做老师的，而且，还想一直这样做下去，因为我的确很享受，在课堂上，和学生进行思想互动的过程——有很多学生说，李老师，您真敬业，因为很少有老师，像您这样是一直站着讲课的。但事实上，这与“敬业”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一来这是我的特长——当年练功夫时，我就是以腿功见长的，别看我现在五十多岁了，早已过了当打之年，但当年的底子毕竟还在——记得在一次讲课时，因为是讲康养产业，也就说到了走路和下肢锻炼的重要性，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别看你们的李老师今年五十岁了，但这样高的课桌，我旱地拔葱就可以跳上去”——没想到，那个班的学生们，还特别具有实证主义精神，非得要求我当众表演一下不可，于是，我就轻松地跃上了桌面，还博得了满堂喝彩——如果，他们是我公司的同事，就肯定不会要求我表演了，因为，在我们公司，老同事们都会向新同事口述“心得”——如果你被公司选中了，陪李总到国外去“丈量城市”，那你最好提前一个月，就去健身，否则，你就很难赶上李总的步伐，后来，这条还被写入了公司相应的工作手册。所以，客观地讲，站着讲课，对我而言，完全不是问题。其二呢，这还是我和自己人生的一个约定——既然我这一生这么爱拿粉笔，那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呢？那就讲到，我能一直站着讲课的时候吧。估计，如果到时候站不住了，也就讲不动了。不过，看我今天这个体格，再讲个几十年，应该没问题的——只要一想到，通过讲一堂大课，就有可能，丰富许多企业家，许多干部的思维方式，从而，也就改变许多企业，甚至是许多城市的发展轨迹，那与我而言，老师这个行当，还真是一个很有益的职业，如果能讲，还是多讲一点儿，多讲它个几十年吧！

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讲得这么多了吧！

那，这和写得少，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讲的多”和“写得少”，还真没什么关系，倒是和我将来的写作计划，有关系——如果说，讲得多，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话，那么写得少，其实是一个“未来计划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事关未来计划的问题。

刚才说了，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我讲了二十几年的课，也写了二十几年的书，但如果再计算下来，还有两个“过去的二十几年”，也是一定要说的——这倒不是说，我过去做了二十几年的顾问工作——每个人都要谋生，因此每个人也都要工作，所以，工作，反而是没什么好说的，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工作之外的两件事——拍照和买书。

▲ 李忠先生拍世界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除了受全球疫情影响的这两年，我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国外考察计划，一直在执行中——五一、十一、春节，再加上七月底八月初，这四段时间，是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出国考察时间，每次至少半个月的时长，也从未打过折。这样一来，我已经实地考察过国外400多个城市了，并且还积累了800多万张的照片——为此，我们公司也专门成立了一个图片社，就叫1/6图片工作室。这个社名的来历，就来源于，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我每年用在出国考察上的时间，正好是我生命中的六分之一，所以，才起了这么个名字。

运营刚刚两年出头，我们的六分之一图片工作室，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公众号，叫做“丈量城市”——在介绍国外城市案例的公众号中，我们，即使目前还不是最出色的，但至少，也是最出色的之一，所以，现在有两百多家的公众号，都在不间断地，转载我们的原创内容。就在昨天，丹麦投资促进局，就转载了我们关于哥本哈根的原创文章。现在想来，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我所做的最最正确的事情之一，就是这持续二十多年的徒步考察与拍照了。原来，单知道张爱玲说过一句“成名要趁早”，现在才知道，这拍照敢情也要趁早——谁曾想过，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会降下如此长久，又如此肆虐的疫情！不要说最近几年内，我们暂时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年放心地出国四次了，就算能出去了，相信再看到的，也不会是像以前那样，一个完美和谐的世界了，特别是那些旅游城市，要再恢复到疫情之前，估计还需要很长很长时间，而且真正到了那个时候，许多已经传承了几百年的老餐厅，还有那些个老店铺，也就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所以，现在看来，抓紧去考察，抓紧去拍照，是正确的！是极为正确的！

▲ 丈量城市公众号，识别上方二维码即可进入公众号查看精彩内容

与我而言，过去还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习惯，那就是买书了——和我过去二十几年的出国考察，相同步的，就是买书——这里所说的买书，可不是几本书或几十本地买，而是几十箱几十箱地，长年累月地往回搬——为此，我还拥有了一座专门属于我们公司的图书馆，就叫做“忠书馆”。个中情形，我写过一篇几万字的长文，名字叫《我爱我的图书馆》，在其中，把我这个爱书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写得很详细，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买这么多书，特别是买这么多国外的书，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 华高莱斯内部图书馆-“忠书馆”，点击图片即可阅读《我爱我的读书馆》系列文章

当然，是为了写书！！！

这，才是我那个拿钢笔的“大计划”！我走了这么远的路，去了这么多的地方，考察过这么多的城市，又拍摄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照片，并且还背回来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要写书！我要写很多书！我要写很多的别人爱看，而且读起来不费劲的书！

具体而言，我要写的，是这样一类书——透过城市看历史。

相信很多爱读书的人，都会读过茨威格的那本《人类群星闪耀时》，如果，让我们借用茨威格的说法来描述，那么，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许多城市，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城市，就是人类群星闪耀的舞台——而且，也仅仅是一个舞台，是演员们演出的场所和背景，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抛开了演员和戏剧，而只是去谈舞台，那么，我们的书，无论写得多么漂亮，那也只能是一本《剧场建筑史》，而不会是一部《人类戏剧史》。

▲ 《人类群星闪耀时》天津人民出版社

因为，我本人是学建筑和规划出身的，这，就至少决定了，我去看世界的初始视角，所以，在我出国考察的最初那几年里，常常是以建筑为导向的，也就是每到一地，先把这个城市中，有哪些建筑大师的作品，率先标注出来，然后，将其作为考察中最最重要的点，去左拍右拍——这个时候，如果有谁告诉我，就在这幢大师作品的旁边，还有一所小破房子，那，曾经是某个著名作家的故居，我在那时，是不会在这上面，去浪费自己的时间的，更何况，与现在相比，我那个时候，对世界文化史和文学史，也还是知之甚少的，所以，那时出国买回来的书，也主要以建筑的书和规划的书为主，就连讲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的书，都很少买，就更不要说人文书和历史书了。

▲ 华高莱斯内部图书馆-“忠书馆”

后来，随着自己看的书越来越多，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就越来越丰富了，当然，这也要特别感谢，最近二三十年世界出版业的发展——什么方面的书，都有人会写，而且，都还写得特别好，写完了，还真的有人给出——这些书是什么呢？这些书，被我称之为“小青蛙的叫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咱们中国台湾地区的著名历史学家王明珂，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个池塘里，有一群青蛙在叫，慢慢地浮现出一只声音最大的，盖过了其他的同类——这一只的叫声，就被我们称作经典历史，我们过去所学的，所知的，所记忆的，也多半就是这些经典历史”——这种局面，之所以会出现，其中，政治的经济的背景，当然是最重要的，然而，即使我们单从出版业，这样一个最小的视角来考察，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个中原由的——如果，研究者只能写出两到三类历史书，出版商就只会印一到两种历史书，而你，又只能买得起一本历史书，那你买什么呢？大概率，是只会选择最主流的那一本吧。

事实上，我自己买书和看书的过程，就完全符合了，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如果你现在来我的忠书馆里看一看，那么，你一定会发现，在我所有的书中，历史书是最多的，在所有的历史书中，有关外国的，特别是世界史的书是最多的，而有关世界史的书，那种类，可就多了去了——从人种角度的，从地理角度的，从文化传播角度的，从货物贸易角度的，一直到从疾病流行角度的，我都给买回来了——现在，还真是一个读书人的美好时代——凡是你能想到的书，现在都有人在写，写了都有人在出，出了也还真的有人在看——于是，最近的这二十几年，也是我这个读书人，当然也是买书人，极为极为幸福的二十几年——在这二十年中，我大量地，阅读了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的各种各样的书，而且越读越觉得有问题——现在的史学界，的确如王明珂教授所倡导的“反思史学”那样，正在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战争”——第一条战线，叫做“我才是那只大青蛙”：第二条战线，则叫做“我们小青蛙们也要叫”；前者，以那些写某某简史的学者为代表，而后者的题目，就要丰富的多了，写糖的，写盐的，写鳕鱼的，写阿司匹林的都有，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所谓“小青蛙的叫声”——这些叫声，真的很好听，而且也叫得很真诚——每每拿到这样的一本书，我都会边翻，边笑着对我的图书管理员小郭说到：“怎么还会有人写这样的书呢！”这种感觉，其实就像韦小宝，第一次看到阿珂时候，所说的那句话——“哪里来的这样的美女！”

▲ 华高莱斯内部图书馆-“忠书馆”

这样，在这个读书人的美好时代，二十多年的书读下来，我开始越来越不满意于自己以前的写作了，觉得过去那种只写舞台不写戏剧的写法，实在是不上路，而且，至少有“三个对不起”——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的，是自己所写过的那座城市！所以，写到了一半的《维也纳》和《金泽》这两部书，也就停下来了，在我手里一放，就是好几年（至于到底是几年，我也记不清楚了）。在这段时间内，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大大的写作计划，计划用我人生下半段的几十年（这也应该是我“拿钢笔”状态最好的几十年），写一套“见物又见人”的世界城市史，把我那些详细考察过的城市，把我那些买了成箱成箱人文历史资料的城市，把我那些详细做过研究的城市，陆陆续续地都写出来，从而，让国人看到，在这些“人类群星闪耀的舞台”上，有哪些演员，曾经上演过，哪些精彩的演出，这些演出，在当时，是怎样改变了世界，再后来，又怎样构成了历史，进而，还怎样影响到了咱们中国，最终，历史又在这个城市中，留下了哪些，有形的和无形的痕迹……

最终，能写出多少本书来，现在还不太好说，毕竟与我而言，我不可能全职进行写作，而只能利用我的业余时间，来陆续完成这个“大计划”——我的本行，是做顾问的，拿粉笔当老师，并非职业出身，而仅是我的职业所属的工作，但拿起钢笔当作家，特别是去写一系列关于城市历史的书，那至少不能算成职业内的优先工作，所以，我才把自己这些年，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给了这个“大计划”——就连每天锻炼时，在跑步机上，也都在为我的这套书打腹稿。所以，你也可以想见，在没有正式动笔写书的这段日子里，我到底是有多忙了——查书，听历史音频，记录每个知识点，做提纲，看相关电影……而其中最最费功夫的，还是那些关键性知识点的“考据”！于是，《大英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辞海》，便成了这些年，在我案头最常摆着的工具书——用一句最形象的话来说，光是我为写这套书所准备的笔记与提纲，其篇幅加起来，已经足够好几本书了！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过去这一大段的日子里，我的时间，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写书的状态，和写书的准备状态。

这是因为，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世界众多的城市中，如果，让我们舍弃那些，人类历史发展的中舞台与小舞台，即便，只是写那些人类历史的大舞台，我们也能随口说出一二十个来：维也纳、巴黎、伦敦、罗马、伊斯坦布尔、雅典、柏林、马德里、布鲁塞尔、纽约、东京、日内瓦、阿姆斯特丹、莫斯科、布拉格……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你对世界历史的认知，都会是不完整的。就算我现在，暂时，不把咱们中国的城市列入我的写作范围，那么，那些需要分开上下册来写作的城市，数数，也有二十多个了。更重要的，是我还想写出那种“作者费劲，读者不费劲”的书来——所谓的作者费劲，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作者在写一本书之前，应该把该看的都看遍，该听的都听完，特别是该查的都查清，从而，能够用简单明了的笔调，把这个舞台上一幕幕的演出，都笔笔到位地写出来，力求不出错，至少是不出大错，从而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不用非得再费劲，从中理出个什么头绪出来，而是只需要跟着我的这支钢笔，就能读懂这座城市，就能知晓，这座城市的历史，曾经受过世界大历史的哪些波及；还能了解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又给世界历史的大进程，带来了哪些影响……

这，可真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如果没有热爱，甚至没有足够的热爱，谁也不可能来干这么一份“神经”的工作——所以，现在想想，我也是老舍先生所说的那种，特别特别爱钢笔的一个人。其实这样的人，都是怪人，正如我在《我爱我的图书馆》里所写过的——等我开始写书以后，我才明白，人其实是应该这么分类的——首先是分成写书的和不写书的，写书的人里面，又分成写短书的和写长书的，写长书的人里面，最最辛苦的，也是最最可怕的，就是那些写过长篇小说的人——比比他们，只是写写城市历史的我，再怎么说，也是轻松的吧！

▲ 李忠先生眼中的“忠书馆”，点击图片即可阅读《我爱我的读书馆》系列文章

所以说，这段“讲得多”而“写得少”的时光，与我而言，过得虽然是很幸福很充实的，但同时也是很紧张很忙碌的——如果非得要给我的“写得少”找个理由的话，那大概就应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为了将来能够多写书，现在只好少写书。

纸上，列出了无数个的提纲，心中，又打了无数的腹稿，这样的日子久了，自己也觉得有点难受了。所以，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总得找个人诉说诉说。后来找到的，就是我们公司品牌运营中心的总经理杨帆。之所以找到他，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职业的，二是爱好的。

▲ 李忠先生写作前的准备工作-翻阅大量资料

职业的原因很简单，他是公司品牌营销的负责人，而我所写的书，都是由公司统一进行出版的。换言之，我计划写的这一大套关于城市历史的书，也是纳入了公司出版计划的，有的计划本来都已经进行到一半了，比如前面提到的《维也纳》和《金泽》，但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又都停下了——让公司其他的同事，让公司的出版计划，老等着我这一个人，时间长了，也不合适啊。所以，每次只要杨帆一来，和我聊公司的什么出版大计，我多半，又会拿出一叠新的提纲给他看——“你看看，这里就是我最近又为写布拉格准备的提纲！”“老大！你最近不是在集中力量写维也纳嘛！”“你别急呀，正是在写维也纳的过程中，我才想起这个布拉格，都曾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要写维也纳，那就不能不写布拉格……”

于是，我就把，又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再向我们的杨总描述了一番，最后的效果，一般都以杨总的欣然点头为结尾的——“好的，老大！您认真构思，相信这一定又是一部大作……”久而久之，那“写书”，是没写太多，这“说书”，倒是说了不少！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拿钢笔！这位杨帆仁弟，虽然小我很多，但是文笔倒颇为不错——我对文笔这件事，是很挑剔的，但杨帆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曾经以作文取得过高分——其实，当年我也是这样，作文也是很高的分数，但有所不同的是，我写的是现代文《习惯》，而人家写的，可是纯文言文的《典韦传》。所以，在公司里，我把他看作同类，是和我一样拿钢笔的同类，因此，常常和他交流这两年“讲的多”和“写的少”的问题，也会聊一聊“拿粉笔”和“拿钢笔”之间的辩证关系。

忽然，有一天，杨帆同志对我说：“那我们，就用钢笔把粉笔整理出来吧——用钢笔记录粉笔！”“什么意思？”杨帆同志一时竟激动起来。“既然您其他的书，现在也都还处在酝酿阶段，那么，我们就先把您的讲座整理成书，这不就成了嘛！”“整理多少呢？”“至少整理三本！这两年您参加了这么多的讲座，我们可以整理一本城市专辑、一本产业专辑，再加上一本文旅专辑，您看怎么样？相信每本书的内容，都是很丰富的！”看着杨帆同志激动的样子，我倒也觉得，这倒真是个好主意，还真是可以用钢笔来记录粉笔！于是，就拍了拍他的肩膀，“有创意！有想法！很好！”看着脸上乐开了花的这位同事，我最后又补充了一句：“好的，既然你的态度这样诚恳，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这个出书计划，就用你的说法——用钢笔记录粉笔，很合适！很恰当！只不过，必须加上两个定语——用你的钢笔记录我的粉笔！”

然后呢？然后我就去忙别的了，因为作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我总是很忙的，这个情况你也知道……还记得那天，忙了小半天之后，再回到刚才曾经聊天的总经理办公室，我发现，杨帆同志，居然还没挪窝，而且一脸茫然，也不知道，是在考虑什么问题……

再后来呢？再后来，那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本书了——如果你把整本书都读完了，我不知道，你会对我的“粉笔”进行怎样的评价，但是你一定能感觉得到，杨帆同志的这支“钢笔”，还是很不错的，和我当初的估计一模一样！

其实，从讲座的粉笔，再到出书的钢笔，与其说这是一个做记录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在这其中，既要保持，我讲话时原有的风格，还要去除一些口语因素对于成文的影响，同时还要保持行文的流畅，再加上大量的考据工作，这，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写作工程。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这样大的一个写作任务完成，充分说明，我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在用人方面还是可以嘀——用钢笔记录粉笔，话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做起来，就要求这个记录者本人，既要拿过钢笔，还要拿过粉笔，也就是说，写要写得，讲也要讲得——现在，在我们的公司中，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还真是带出来了一批这样的人，而且，这批同事的情况，还颇为类似，大体都是年纪小我十一二岁，而在公司里的工龄，也都是十一二年的这样一批同事，经过了这么多年《技术要点》写作的磨练，和各种各样讲课经验的积累，把他们也基本都培训成了，那种既能拿粉笔，又能使钢笔的人，陈迎、郝荣福、龚慧娴、姜鹏、何锋、白雅文、李志鹏、李鸿、梅硕等等，莫不如此。其中，在这批“讲也讲得，写也写得”的人中，杨帆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位，那就是他写作中的文风和讲课时的话风，都和我挺像的，所以，我才会把这样一个“用钢笔记录粉笔”的活儿交给他。现在，看看他完成的工作，我真的很欣慰——这说明，我在公司内部所做的培训工作，也是很不错的，确实带出了一批合格的“小骆驼”——所以，最后，再多说一句——在这本书里，有两篇是特意选的，那是我在公司内部培训时，所做的讲课提纲，之所以相对比较简略，是因为，当我在公司内部拿粉笔的时候，讲的态度是最嗨的，而讲的内容也是最深的。这样的粉笔，实在是不太好用钢笔来做记录——之所以又要整理这两个提纲，就是想让大家，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华高莱斯这支驼队，是怎么培训我们的小骆驼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那些离职的老同事们，都会自称是从“华高莱斯大学”毕业的，而且，他们所组成的朋友圈，也就叫做“华大校友会”。那是因为，在我们这些华高人眼里，我们的华高莱斯，是一所学校，而且，首先是一所学校！

李忠

2021年8月27日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