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深圳大学研究员（教授）

本原设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晓东

“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城市建设参与者，对这个社会作出实在的贡献，不论多少...”

儿时的经历

深刻的影响着我以后的路

我们那时候没想过为什么活着

只是经常饿

由着本能去找粮食吃

我出生在上海的外婆家里，六岁多时回到东北自己父母身边。在文革期间，父母因“特务”问题在农村劳动。直到1978年他们得到了平反，我们一起进城在南京定居，生活也走上了正常的轨道，那年我十四岁。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人，三年后要面对高考，心里非常忐忑。

舞之蹈之 ©王晓东

在乡下的那些年，有些时候会有机会进城，看到城里的小孩在上学，特别羡慕，能在街上跟着走挺远。记得进入初三的第一节课的时候，班主任问我是否学过英文，我还有点自信告诉他学过，结果上黑板写26个字母都没写全，大家笑场。知识的差距使得没人带我玩，他们的游戏我开始也不会玩。后来的日子里，就是没日没夜地补习，两点一线，看书背公式。

那时学习的感觉和现在气氛不太一样，因为有那种时代背景，我们没上学的一批人有补课机会的并不多。所以，就有一种把握住机会，要为这批人争口气的感觉。那时也不会去想“为什么要如此辛苦”这件事，面对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主要的压力来自不想让人发现我什么也不会，想着弥补和周围孩子能力的差距。

回游 ©王晓东

选择学建筑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在建筑专业数理化也不是那么重要，比较讲究文史综合、地理常识、绘画感觉，这就让我更喜欢建筑了。

这就像我们那时候没想过为什么活着，只是经常饿，由着本能去找粮食吃。看到现在的新闻里，总有人做跳楼之类的事，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能是现在的日子过得好，活下去这件事变得得来太容易了，反而不令人珍惜。

蝌蚪的天空 ©王晓东

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为什么我要选择，为什么我要干？这种疑问来自于随着社会富足而渐渐长成的自主意识。自主意识这件事没有好坏，因为现在正是到了该想这个事的时候。

三四十年前，社会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只能够保持人还活着，只好用“集体至上”来维持基本运作，这就需要军队式的管理、需要纪律，我们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在那种状态下，如果都问为什么，集体感也就散了，但是，现在社会逐渐好起来了，就需要问为什么，如果不问为什么，社会认识缺失多样性，就会出事。这就像是让一个莽汉去做活，赶个马车没问题，但让他驾驶战斗机就会有大问题。驾驭复杂的社会，需要相应成熟多元的判断力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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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与建筑结下不解之缘

建筑学，又能盖房子，又是工科的事

又能挣钱，还有美感

我能了解到建筑，来自于一次巧合。

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不多，我们有几个常在一起活动的插班生，其中一位小哥的父亲是南京陆军学校营房部的。在他家里玩的时候我发现了茶几底下的《建筑学报》（记得一共四本），还有一本是影印版国外的旅馆建筑画册。从随手一翻开始，我就被它们展示的图像吸引住了，虽然上面只是些翻印得不太清晰了的黑白照片，但觉得有“一种美、一种力量”在吸引，感觉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在眼前打开。

建筑 ©王晓东

我就觉得这个（建筑）很好，又能盖房子，又是工科的事，又能挣钱，还有美感。当时的大环境是必须要学工科，因为学文科在动乱年代会被认为是不靠谱的，不能靠那个吃饭。

正值高考结束，在等分数的时节。当他父亲回来时侯，我就急切地打听学了什么专业才能干这个，于是，第一次知道有个叫“建筑学”的专业。他说南京就有，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很不错，而且还要有绘画基础。听了这几条建议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了，决定“就是建筑了”。

柯布西耶 ©王晓东

本来，我准备报南京航空学院，因为小孩喜欢飞机之类的，我舅舅就是航空学院毕业的，当听说我的想法时，他花了很多钱拍了一个上百字的电报过来。上面大概说：“我做了一辈子，都不知道研究的东西会被按在导弹的哪个位置上”，我能理解他的工作，但没想到牺牲的程度有这么大。于是，就退却了，我不想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放在哪都不知道。

那时的建筑学，不像现在这样为人所知。记得中学的班主任在毕业聚会上，很自豪地搂着我肩膀对同学说：“你们看王晓东学建筑了，以后谁家房子坏了，就找他修。”而我自己却也是一无所知，只觉得建筑学不该只是维修房子而已。

工地一角 ©王晓东

刚进南工（东南大学）的时候，在资料室遇见了童寯先生，开始还以为他是个图书管理员。说过几次话以后，觉得这个老管理员知道很多，就问他“学建筑是学啥？”。他说这问题还问得有些早，可以学完一年后再想想，后来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就自己慢慢懂了。

童寯先生很专注做学问，他写的书从来都是很薄的一本，主张写文章不用形容词，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有直接的意思，像电报文一样精简达意，也是在用文章去表达对学界那些普遍的、浮夸的、沽名钓誉的、脱离实际的做法的反对。从他那里我能够感受到一种意念：做学问，要认真，要真诚。

在不断摸索中

试图揭开建筑的神秘面纱

面对着许多知识与技能的浩瀚

刚开始我心里是迷茫的

南工（东南大学）建筑系的治学非常严谨，那批老师们有很明确的培养风格。那种风格不是像现在常说的一定要做社会栋梁。而是，培养的毕业生，即使是最优秀的那些人，也要甘心做设计机构的小组长，在做设计和学问上做到没问题的人，成为真正的行家。

凝视 ©王晓东

严格到建筑学的表现图不可以用水粉画，一定要是水彩或者水墨渲染的。因为水粉画错了可以覆盖，底下的颜色画错了，再调个新的颜色就能轻易盖住，老师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够高级、不够“学问”。这种讲究是有点刻意的，掩藏着不可言说的哲学追求：要做艺术，就得非常认真仔细地做这幅画。渲染弄错了一遍以后，就要用十遍去改这个错误。在倾斜的图版上，一排水加一点点墨，一点点地变色，非常缓地由淡及深。这里边有各种克制、各种计算，都是对技巧和心智的磨练。

复杂的事物 ©王晓东

比如：要画明代的一个石刻经幢，开始前要做素描稿，从最亮到最暗要分出三十几个层次来，再用无数遍的渲染把层次做出来，最后出来的东西就像照片一样。你说是为了一幅艺术品来做这一切吗？不是，而是要磨练意志，同时养成自我审美的格调。这其实就像小时候学几何，在生活中也用不着，它是大脑的润滑剂。这些东西都学通了以后，将来思考问题就能触类旁通，逻辑思维就会有根基。

渲染，一方面让人熟悉基本的画法和光影关系，另一方面也训练我们做事的态度，比如忍耐，比如追求，有点像修行。

当时，学校是有这种风气的，同时规矩也很多。见到老师来了，学生要停住，喊先生好，先生过去了再走，后来，实在是学生也多了，思潮也多了，先生们岁数也大，慢慢就管不住了，我们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时代。但是在开始打基础的那一两年，这种风气和规矩在学校里是比较深的，就是在得到维持生存能力技能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别想造次，别想走捷径。

向阳叶 ©王晓东

我认为：要教方法论，教学生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态度”，以此，便可以去面对任何问题，这些思维方法是学校在那个时候给到我们比较重要的东西。

开始时我问的那个“学建筑到底是学什么？”的问题，就在这样一些被细化、被具体化的要求的训练中有了答案：

我们是要学会用平衡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物质环境，这个物质环境中有基础的部分、有经济的部分，你要知道他怎么花钱，花多少钱，怎么样能省钱。还有美的要求，什么样的情况下要重视美，重视到什么程度，到什么时候就该喊停了，到最后，是一个平衡点的问题。

重庆 ©王晓东

面对着许多知识与技能的浩瀚，刚开始我心里是迷茫的。这个问题的渡过，记得是孟建民帮的忙：当时他是三年级，和同学得了当时每年唯一的《建筑师》杂志学生竞赛的一等奖，来给我们做讲座，洋洋洒洒地说了很多想法。我向他提问：“你做得这么好，但我现在觉得自己没有头绪，啥也不会，我们之间就差两年，两年以后我也能行吗？还是你进来就含着金钥匙了”。老孟特别坚定地回答说：你就按照老师的办法认真做，一定行。

那时侯，我们建筑系里学生不多，彼此都会知晓，厉害的人的言行都会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大家都在很努力地从有限地条件里学习，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积极的学习氛围。

对于学建筑

产生了自己的疑问

究竟学建筑学能不能养活自己？

能不能把自己养活好了？

到了三年级下半学期，差不多四年级时开始接触社会、接触设计院。开始做毕业设计准备的时候，已经基本知道什么是建筑学的我们，有了新的疑问：当时生活还是很窘迫的，做设计能不能养活自个儿？能不能养活好了？在我们毕业的时候，这个问题最实际；再有，就是看到周边已经建成的建筑所呈现的状态并不如所学的一般理想，也并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的？那时候，学生对社会的认知不如现在，参与社会的机会也少，就不太知道自己专业在社会上能走到什么样。

无题©王晓东

当时和现在一样，建筑系的学生基本上三年级开始就能工作了，只是复杂程度不同而已，而我也一直在心里思索上面那两个问题，就这么迎来了毕业。毕业时，有幸成为了推荐的研究生，但我不想继续这么忐忑地读书了，很希望赶快出去工作找找答案，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通过所学养活自己，并把自己养活好。

刚巧那一年有新政策试点，可以暂时保留学籍，工作两年可以再回来继续读书。我就没有犹豫地选择了这个办法，尽管这样要让将来的工作面临更多折腾。

去了杭州 初识行业

来到深圳 进入深大

有效率 也务实 一个进取的大时代

接下来就开始了工作、实习，一开始是到浙江省设计院，参与了老师中标的“胡庆余堂及周边地区改建”方案，可是这个项目做着做着就没了，由于项目财政归属原因，它被交给了杭州市院操作。这个事儿没做成，我倒是完成了其他的一些项目投标，也初步接触了施工图，对于“是否能以专业养活自己”的问题，有了初步肯定的答案。于是，转头来了深圳。

雾天©王晓东

在当时的公开信息里，深圳，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存在，也有很多传言。说它好的就很好，说它危险的也有很多。这个小城市吸引了我投身的原因，除了已经分配到深圳工作的同班同学们“一种有吸引力描述”，就是这个城市灵活的用人政策：不需要人事管理的“组织派遣”，能干活就可以。

了解到有个师兄在深大建筑系工作，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征询。他回信说的也很简单，就是快来，我们需要人，要把你获奖的、那些能够说明你能力的东西带过来。

深圳大学，那时刚组建建筑系，同一拨人一边教书，一边做设计，教学和实践无缝连接。这就比较有特点了，因为建筑是实践的学科，所以做设计的人来教书，能够给到学生的知识非常实在。初步建立了业务自信的我，到深圳后感觉非常好：入职的第一天我就体会到了深圳和别处的不同，一个星期以后体会到了更多的不同，三个星期之后，我爱上了深圳。

深圳 ©王晓东

一方面，这里的高效率打动了我。到深圳大学报到，从一进门到知晓教学与设计的工作任务以及团队构成，前后只花了三个半小时。见过师兄后，他把我交给系主任李承祚先生，先生审查合格后，叫学生把我领到我工作的地方，很快就分别跟项目组、教学组、后勤把工作都交待完了，随之我就知道了接下去要做什么项目？要教什么课程？学生是哪些？宿舍在哪里？等等。然后，设计院的工长过来给我讲深大的规矩：第一，最好改掉睡午觉的习惯，午休只有一个半小时；第二，尽快听懂粤语，可以用随身听耳机收听广播，但工作时间不要和同事聊天；第三，设计院的收入是不定的，根据你的表现，由几个人评定，最后的报酬是放在信封里发给你的，数量不准交流。

安排的当天可以搭车从福田把行李拉回来，前前后后一共才三个小时多一点。印象太深刻了，和我从前工作地点的闲散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就觉得这个地方效率真是太高了。

另一个方面，是因为这里不需要关系。那个时候深大老师几乎全是清华来的，但是不管你是哪个学校的，只要能做设计就可以，中了标就会给你奖励。我进去后第一个项目中标了，就奖励我从两人间搬到单间，第二个投标结束后，奖金的信封就厚一点儿。不用跟谁搞好关系，努力干活就行，规则真的是简单务实，我特别感动。

自画像 ©王晓东

深大，就这样把我吸引住了，当时整个学校创新的做法和自主管理的政策令人目不暇接，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属于的个那个地方。平时干活的时候真的很认真，感觉就是在为自己建设家园。当然，后来深大随着纳入大的体系，各方面有了一些变化，这种特色的东西也慢慢有些退化，但这个学校总的运行还是有它自身的特点在的。我现在再次回来这里工作，还想把原来那些经过岁月检验的东西中有用的部分，再找回来一点。

在深圳，扩展自己的认知

有用与无用之间学习力的转化

需要实时联动社会、市场、需求

在深大待了一年多，我就回去了，因为之前说的推荐研究生两年要回去继续读书的规则。我的老师钟训正院士，他的为人和他的学问都太好了。他和家人拿我当自己的朋友，真心对人；同时对设计、对学问一丝不苟，以身作则地让你不会敷衍，我敬佩他那样的人，我现在对待学生的样子，也是在模仿他。

读完了研究生之后，我毫不迟疑地再回深圳，可深大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就不方便进了，于是我就开始在设计院里干活，继续做设计的生活，也时不时为深大的建筑教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漫长的答辩 ©王晓东

当年深大学生的自主力是很强的。记得有一次是上课时间，老师去接待甲方了，就有学生代表找到了校长：我们都交了学费，为什么老师不在？学生真的自己操心自己的事、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一直以来深大都是一面教学研究，一面市场实践。回到东南以后，系主任鲍家声老师让我给学生们讲讲南方见闻，我讲的全几乎全是这些东西，在这里工作的内地老师们都从本地的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自己学到的最多的就是：他们能够把一切东西转化为有用的信息，无论好消息、坏消息都转化为有用的信息。

说个很小的例子。深大教学区之内是不让抽烟的，那个时候罗校长管得很厉害，我们就在老图书馆楼顶上抽，结果有一天校长就逛到那里去了，把建筑系所有的老师叫过来，训了十几分钟。刚训完就有几个学生来到系主任门口，说我们是本系的学生，想要承包楼顶的卫生，保证随时检查，看不到烟头，费用比外面的清洁公司要少。你瞧,这本身是一件坏事，马上就被他们变成了勤工俭学的内容。

思考©王晓东

再有一个例子：2003年非典时期，大家都买醋、买粮食去保命，就有深大的毕业生发明远红外探温仪，远红外的镜头和探温仪这些东西都有，他们也只是把它组合了一下，这个组合满足了当时的社会急需。当地政府帮他们组织厂房和材料去生产，还成立了一个发货协调小组，结果，疫情结束后我们就出来继续上班的时候，人家两个人的公司已经赚了十几个亿。个人致富的机遇，往往就是能够适时地响应了社会需求的思考和行动。

深圳三十二年职业生涯

让自己对设计有了更深的认知

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参与者

能够很好的参与就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我在深圳总共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设计实践是基本。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工作中又接触了相关的城市设计等多个专业，职业生涯里从头到尾一直做设计，从来没有想过停下来。做设计既有乐趣，也是自己从事所有相关事务的基础。在这个需求快速变化的社会里，知识迭代很快，已有的能力放放就生了，所以，坚持设计实践我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第二件事，就是成了所谓“专家”，以自己取得的专业经验帮助别人，做评审、编规范，以另一种角度介入专业设计，做相关服务与管理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所从事的教学工作，也在这个范畴，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把自己从一个设计单位，从一个设计者把眼光慢慢撒开去，关心到一个城市更多共性的事情，我想要去建议这个城市应该怎么样子？

©王晓东

第三件事，做专业咨询，把设计上的知识和能力投射到设计管理，投入到社会的建设管理工作中。随着经济和社会需求的发展，人们对物理空间环境的要求，也正在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由注重有无到关心舒适的变化，更多的要求被提出来并亟待解决。从事建设管理的政府机构，也确实需要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全面的能力来适应社会这方面需求。要么继续做大公务员机构，要么设定某种机制，让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以技术顾问咨询的方式来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即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技术服务平台、总师制这一类的事情。我认为这是设计机构在新时期的一个新的业务方向，我很重视这个东西，也在认真开展和努力推广。

城市守望者 ©王晓东

到现在我在深圳有三十二年的时间，职业生涯的六分之五都在这里了。对于我自己的这几年的各种设计参与，可以很自豪地说，到现在为止我还认同并且实践着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对我的期冀和告诉我的方法论，他说：“你就是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参与者，到时候能对这个社会有点什么贡献，自然就是那么多贡献，你把自己说得再多也没用。再说多下去，你就被变成了吹，那反而就更加不对了”。

我认为：能够很好的参与就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参与规划和城市设计及管理工作

体制内外的两种专业机制互为协作

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与市场

深圳建设的每一个大的步伐，都包含有一批专业人员热爱，也能了解到这个城市的技术人员的深度参与和辛勤付出。与九十年代中期参与深圳科技园的规划建设一样，新世纪里我们遇到了一个让深圳作为区域“领头羊”的机会——“前海合作区的建设”。

暮鸦©王晓东

前海地区，经过十余年谋划，在2012、2013年开始动作。政府希望它在建设的同时也做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在引进“社会技术机构”担任一部分建设管理任务方面，做出一些探索。作为在国有设计机构工作的技术负责人，我也有机会参与了这种“改变”和“探索”的一部分。

来自“社会技术机构的管理服务”有这么几个特点：在面对时冷时热的建设规模时，在人员调配上具有公务员机构所没有的灵活性，开发节奏空闲时不会人浮于事，忙时也具有高强度调动的能力；面对复杂的项目条件和技术解决方案时，在技术把控经验上更加有保证。

所以，在2013年底，前海管理局组织几个设计机构展开了一轮投标，由我带领华森设计公司团队成立了一个技术服务平台，与前海局的规建处合作，直至今天。2019年我加入孟建民院士的本原设计团队后，也跟着一起参与了更多的类似工作，为深圳的超总片区、东莞的CBD中心片区等作出建设咨询服务。

前海规划建设专业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

随着全社会对建筑空间有更细致、更高的要求，政府的管理服务工作要求也更加复杂，专业水平的要求也在提高。现有的管理机构设置不足以满足这些，这就需要把工作以合约方式转一部分给到商业技术服务机构。这样，政府付得出来钱，我们要的费用也不高，社会，也就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变了。

三种不同的身份之间

都要尽量把每件事做的更好

当社会能够让你吃饱喝足的时候

你一定要努力让社会更好

使更多的人过得更好

在我从业生涯种种角色中，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做建筑设计，从头就是被教育要去做设计的。但从事辅助行政的事情就必须去认知和顺应社会现实，跟相对更理想化的建筑设计本身，在思路上是不有同的。

比如：前海这件事。它包含了很多新想法的体制建设，“前海”这个名字，本就叫“深港合作区”，所以，设计政策的时候他要想借鉴香港成熟的资本主义，自从这个定义出现了以后，也和其他事情一样，经历很多反复。政策改革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讲，某种程度的改革是必须要开展的，要找到当前情况与理想化未来的之间，合适的中间过渡方案，所以会很累。

旧津©王晓东

体制就是要求有点多，需要我们去适应，既要有血性，也要在该妥协的时候学会妥协。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不像学校里告诉的说法：学好了专业，你就是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可以推着这个社会在物质空间建设方面前进。我一直跟同学说：我们努力把自己的专业工作做好，也只是大手上的一个点，仅此而已，千万不要过分期待个人或者一个专业在整个事业中的分量。

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如果能把所从事的事务，朝理想有效推进5%，就已经足够成功了。大部分的人被建筑学教育出来的时候，出来实习一看就会说天下建筑师“都死光了”。认为这事要是给我干的话，我就100%的实现。后来，我就不停的被扇耳光，被社会教育，会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事实自己原来都不知道。被现实毒打之后，有些人就采取完全放弃的态度，说那就不坚持了，别人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但我觉得不可以到那一步就放弃，只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期盼值，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这一点是不能变的。当社会能够让你吃饱喝足的时候，你一定要努力让社会更好，使更多的人过得更好。

犀行图©王晓东

建筑设计师、技术总顾问、城市总设计师这三个不同的身份，之前在我看来它们在有差异性的。首先有共性，那就都是作为技术服务者，都要用专业认知做一些事情，让建设活动、让社会的环境，变得更加合乎大多数人的要求。但三者服务的对象确实不一样，不同的服务产生的效果不同，影响范围不同，从简单的道理上看，三个工作选择就是一类事。社会慢慢地走向更成熟，专业工作的细分也随之丰富。

城市需要我们各展所长，为共同的目标出力

超级总部，不仅是概念，也是未来蓝图

我们要紧紧的把理想和现实绑在一起

深圳湾引入了“超级总部”的概念。“超总”代表了我们目前大部分人社会人士、非专业人士、对美好生活的寄望，是希望对原来经济的形式、形态进行升级。从前的时代里，大家都穷怕了，毛主席打下天下，来到天安门广场说：我希望前面有几百根烟囱都在冒着滚滚的黑烟，因为社会凋敝，也有饿死人的事情，所以就要赶快把工业化搞起来，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顺着这个道理去理解，“总部”也是一个新时代里，大众发展需求里的“烟囱”。

减排©王晓东

在这个以“总部”命名的表征发展图景的词汇里，我觉得应该加上一个合适的度：一个合适的城市区块是有很多必要的功能空间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

做混凝土的时候，我们知道要用合适尺寸配比的石料才是最好的。如果里面都是大石头，这个混凝土就不会稳固。现在我们的社会建设在初期阶段，多数人都还在追求快速发展。虽然嘴上总是说要“高质量快速发展”，但这两个要素往往不能在一个有限条件下并行。想要对未来负责，要求每一个建设的参与者都在认识上有那么快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通过技术团队对管理的细节做出微调才能使得事情向着更理想方向发展，就如同往只有大石头的混凝土里头掺着一些沙子，调配细节，才能让结果更合适未来的要求。这是我们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解读。

原乡©王晓东

超级总部的建设，像许多类似建设一样，当中隐含着我们对追上世界先进生活的希望。我们的领导要把世界上最厉害的做设计的外国人弄到这儿，让企业掏钱帮着城市短期内实现一个发达热闹的图景，这是来自更高一级人们的决策，受到他们面临环境的影响。如果我们这些人去坐他那个位置，怕是也并不能够更高明一点。因为这种错误来源于两条：一个是太快速社会变化要求，让人们在知识以及审美这些事情里，思维跟不上；另一个是在发展的初期，速度和精细不能同时得到，只能不得不去想方设法地先前进，再才有可能让周围变得更好。

但这一个时期的建设成果，如果对照专业认识来看，还是会存在一些不太切实合理的部分，有些资源会用得不是那么恰当，会有些浪费、有些跑偏，而这种浪费和跑偏是社会在进步与发展中必须交出的“学费”，要交够学费才能知道很多东西，才能通过教训使大家的认识走向统一和成熟。参与其中和及时总结教训也是我们专业人士应尽之责，如果没为共同的目标出力，又有何资格去批评呢？

合理的城市规划与管理

就是让空间的公共作用最大化

建立更多层面的管理监督机制

从而来保证公共环境的建设质量

社会发展之后，对建设结果的要求也增多了，比原来的管理体制能做到的要求更多的了，就需要找来更多的技术做帮手，从而建立更多层面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公共环境的建设质量。比如在原来情况下，恒大要做那个大莲花，他够钱又不超面积就可以建了。现在更多的人从更广泛的影响层面来审看，就得把莲花改得没那么具象才可以建，这其实是城市管理主导下技术咨询的存在的意义，就是多几个人来看一看，使得建成环境更加成熟。

技术咨询的工作方式也存有不同的版本。前面说的“地区总师”，是一种更高调的参与方式，这种方式下技术人员，以近乎等同于管理者的方式介入管理操作行为。还有一种，是像我们在前海局做的这种事情就低调些，是以技术能力帮助行政人员，从而更透彻解读管理对象提供的技术成果，不直接作出行政指导和判断。

城市©王晓东

并不是不走到一线管理就没作用，技术人员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帮助决策人员仔细解读已有规划或者城市设计相关成果，并且细化到导则里。这样的工作会使得被管理的项目，更具有设计弹性与适应性，从而使结果可以更加理想；“街坊总师”，则是一个对大概1000m×1000m的城市区块，进行设计连接与协调修正，要改善的正是这种红线和红线之间的公共区域。这个区域里面可能有十几家人家，自己的红线里面的设计不归“街坊总师”管，但房子和房子之间这些公共地带是他需要整合的范围，最后，让区域的公共环境可以变得好用。他们关心的是交通，是这个区域的公共配套设施、绿化、指引系统、街道家具等等。

城市©王晓东

在这个层面的负面的例子，是深圳福田中心的十三姐妹楼，每个房子之间的地坪标高都不同，停车场之间有的都走不通或者有栏杆。虽然这个建筑群，远看很现代，但到近处，就有点像封建的村庄，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拿栏杆围的好好的，我要到你家去的话，要走出到大街上，然后再走到别的什么地方再过去。

多角度思考，在平衡中进步

如果从根本上认同了一个世界的复杂性

你就会知道有道理的东西太多了

自以为正确的认知，也只是其中一个

在城市建设范畴里，技术管理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大城市系统建立与完善上，比如：公共慢性环境、交通衔接等等。而对于具体建筑的长相方面，从我专业的角度上说，认为这个是最不应该关心的事。通俗地说，就是孩子什么样，那是跟孩子的双亲样子相关，不是由村长的喜好来规定，而代表公共利益的造型审查，要大大加大宽容度，而只应该对少数特别不合适的表现加以规劝。在这点上，现在建筑审查就都有点矫枉过正，还需要调整进步。

城中村©王晓东

技术平台与服务性平台，包括总师，给予的不仅是策略性建议，慢慢会也演化成一种未来城市发展的系统性守则。它正在从少数人说了算，慢慢地过渡到一个比较多的人数，从决策程序、决策人数、决策的形态上，都在慢慢地朝着正向的方向转化。

存有这样的技术咨询，从政府管理角度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上级也在期待建设管理这个动作可以包含更多的内容，观察的面会更多，顾及的面也会更多，避免简单化，所以，才提出了这个要求。至于怎么才能使它更好，这是需要探讨的，这也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或者和我观点类似的人。人在不同的位置上，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答案很可能会不一样。

现在我快六十了，才有这样的认识。可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不是这么看，那时我认为我想到的就是正确的全部，除非你有强力把我给辩服了，我才能不说。但现在我知道有些可能跟我意见完全不同的人或许有他的道理，会多一点冷静，多去了解别人的道理。多一点思考，在做出某种结论来之前要稍微停一下。以前，我也因为想法太绝对被打脸过很多次，慢慢岁数也大了，见的事情和能理解的事情就也多了。有人说“老头不感冒”，就是因为老头感过太多次冒，对很多病毒都有抗体了。

如果从根本上认同了一个世界的复杂性，你就会知道有道理的东西太多了，你自以为正确的认知只是其中一个。认知在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也不能简单的认为世界上只有我是对的。

所有事情慢慢来

太着急会让自己找不到节奏

越往后走越不相信弯道超车这件事

这一年我开始回到学校，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告诉同学们，也会想自己教会不会教得更好一点，除了教学外我也有研究工作，不过目前来说可能还没找到特别合适的旋律。该研究的东西也许不是到了学校才可以开始，在企业的时候我就有很多想研究的，也想通过研究给社会需要一些反哺，但是也立不下来项，各种基金也不买账。但是，他们要求的那些东西我又觉得太虚了，这种状态就会有些分裂。

王晓东在深圳大学与学生合影

对待建筑的科研，还需要很长时间让大家可以互相适应，一定是需要一点一点去补齐、一点一点变好的，越往后走我越不相信弯道超车这件事。这次新冠疫情中，大家对科研也有各种各样的微词，这也是非常大的现实情况导致的。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是说有一个特别坏或者特别固执的家伙不让改，而是大家穷其脑筋，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满眼都是那些轻举妄动导致结果不好的例子。如果说我不要靠这些SCI来做指标，用我们的拍脑袋来做指标，比现在SCI还黑，怎么办？就只能一点一点地做。

不过起码在我看来，我们社会对进步的要求是正面的，只是说之前这几十年发展太快了，我们需要点时间去调整反思。小时候在农村，看到菜叶上的毛毛虫，它爬的时候，后面几个腿立着，它把身体弓起来、探出去，前面的脚落地了以后，再把后面身子收回来，然后不断重复，在一探一收之中完成前进。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是已经一拱把自己脑袋送到很远，然后大家就已经说厉害了我的国，说继续啊快继续，不给时间让尾巴上跟上来，这样弄下去这虫子就断了。所以，我们该落地就落地，要不停地总结和反思，才能再前进起来，这种有起有伏的发展是正常状况，不然只顾脑袋要弯道超车了，之后的尾巴怎么办呢？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要三省乎己，看这个事到底该咋样做更好。

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把自己、把发展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然，要么就是沮丧的不行，要么就膨胀的不行，都不对，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理想有很多，如果现实是“0”的状态下，我能把它朝理想推进5%，在我自己看来，就已经足够成功了。

儿时记忆©王晓东

本文图片由王晓东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