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将刊载于《建筑实践》029辑特辑：国际设计机构在中国

吴蔚：踰乎理性之外

吴蔚

Wu Wei

建筑师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建筑学硕士

瑞士工程师建筑师协会会员

冯·格康，玛格及合伙人（gmp）合伙人

采访：朱倩云、罗靖琳

Interviewers: ZHU Qianyun, LUO Jinglin

德国gmp建筑师事务所（全称为冯·格康，玛格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创建于1965年，目前在德国乃至全世界已拥有500多名员工，分布于全世界12个办公地点。gmp于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并先后于2000年、2004年及2008年在北京、上海及深圳建立了办公室。

近几十年来，gmp在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其设计作品依循简洁性、多样统一性、独特性、条理分明的秩序的建筑理念，在办公建筑、交通建筑、文化建筑、展览建筑、体育建筑、城市综合体、城市规划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吴蔚先生自2001年起任gmp北京、上海分部首席代表，2004年起任gmp事务所项目合伙人，2009年成为gmp中国区合伙人，2019年成为gmp合伙人，也是历史上gmp合伙人群体中第一位非德国人。

本期，我们很荣幸地采访到吴蔚先生，邀请他分享了个人的成长经历、gmp初入中国市场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gmp的经典作品和重要实践。同时，就目前国内建筑环境，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希冀，并鼓励年轻的建筑师打开思路、拓展眼界，在实践的过程中坚守初心。

以下内容摘录自杂志，如需阅读完整版，请点击尾部“阅读原文”进行购买。

AP / 首先，请与我们简单分享您的建筑背景和学习经历。

吴蔚

1988年，我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这所学校历史上属于国内著名的“建筑老八校”之一，也是隶属于建设部的重点院校。1992年建筑学专业毕业后，我加入了甘肃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在兰州和上海参与了一些项目的设计。后来在与同行的交流中，我发现自己在专业方面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于是决定出国继续深造。

1994年7月，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瑞士的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以下简称ETH）读书。1995年10月，我正式开始了在ETH建筑系的课程，成为了这里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读Diploma学位（一般读完需要6年时间，相当于硕士学位）的学生。由于我已在国内获取了建筑学专业的工学学士，ETH免去了我一年级的课程，因此我从二年级开始读起。

ETH的教学体制是“宽进严出”，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时会各安排一场非常严酷的考试，一半以上的人将被淘汰。同时，ETH对实践也很重视，要求学生毕业前需完成长达一年的实习。于是在三年级结束后，我没有一鼓作气地继续最后一学年的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而是选择去一家瑞士建筑师事务所（Skyline Architecture）实习，这段经历也开启了我后来在瑞士和德国工作的序幕。

苏黎世留学期间留影

AP / 就您的经历而言，欧洲和中国在建筑教育上有何差异？

吴蔚

“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育理念上。”

一方面，在课程的设置上，当时国内建筑学教育更多的是教授技能方面的内容，包括建筑的表现手法、效果图和基本的设计理论、设计方法等。但是在建筑空间的思维方面以及构造和材料方面，我觉得还有一定的缺失。

而ETH一方面注重对建筑系学生的全面性培养，希望他们具备走出校门就能开始工作的能力。在结构设计、材料应用，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介绍，提供了一种实战式的教育。例如，在对木结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学习中，学生们不仅要熟悉基本的理论和做法体系，还要会简单的计算。另外，我们有一本教材叫《建筑管理》，毕业后这本书也可作为实践中的工具书使用，可见其教育和实践是紧密相连的。

另一方面，在教育的理念上，ETH建筑系的教授更多的是启发学生对建筑完整的思考和概念的构思。它不光涉及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如何设计出一个好的立面或一个好的形式，更多的是考虑建筑与场地的关系、与空间的关系，构造的做法，材料的选择。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要做1:20、1:10的节点详图，来清楚表达这个构造节点和材料选用是如何与整个建筑构思相关联的。

这些给当时的我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我记得那时候在国内，画施工图或构造图都是用国标图集，里面有各种标准、规范、数据及图样可供设计者和施工单位参考和引用。但是在瑞士，所有的构造节点都是与整体的建筑设计相关联的，这就要求建筑师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地对整个建筑项目有一个完全透彻的思考。

AP / 您从ETH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gmp这家公司呢？

吴蔚

“相对于瑞士事务所，规模更大的德国事务所对中国市场更有兴趣，且抱有战略性的想法。”

我想也许是机缘巧合。我在开始提到过，ETH要求学生毕业前须完成一段时间的实习，由于之前在国内工作过，按理说我可以申请免除这个实习。但是，我想利用这一年的时间，深入了解当地的建筑师是如何工作的，真实地感受一下实际的工作环境，因此我选择加入一家苏黎世本土的设计事务所。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也时时思考有没有能利用我这个特殊的背景，来做一些和中国相关的项目的可能性。后来，ETH建筑系的Klaus Daniels教授把我介绍给德国gmp事务所创始人玛格教授(Prof. Volkwin Marg)，推荐我去协助他们进行竞赛工作，因为当时他正在参加深圳会展中心项目（第一轮选址在华侨城）的投标，不过很遗憾没有中标。

但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启发，所以我就帮gmp找到了另一个项目——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竞赛信息。后来，我作为瑞士Skyline Architecture事务所的代表给gmp提供咨询和帮助，参与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项目中。这一次，我们成功竞得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也揭开了gmp全面进入中国的序章。

2000年夏天，我完成了所有在瑞士的学业，正式从ETH毕业。与此同时，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也步入正轨。就在此刻，gmp的另外一位创始人冯·格康先生，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正式邀请我加入gmp。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因为那时我在这家瑞士事务所的工作比较顺利，而且拿到了来之不易的工作签证，可以预见未来将会过上的稳定而安逸的生活；加入gmp则意味着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但有成功的可能性。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最终决定放弃瑞士的居留和工作，于2001年1月正式加入gmp。不久之后，我回到了北京，在亮马河大厦的德国中心开办了gmp在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处。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 Jan Siefke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竞赛方案汇报（1999年）

AP / 作为一家外企事务所，gmp初入中国时，主要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吴蔚

首先，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项目的竞赛机制及一些相关的要求，对境外建筑师而言是比较陌生的。其次，国内项目实际的做法，特别是建设的过程、基建的建设机制、建成的质量，与德国建筑师习惯的行业环境和质量要求存在挺大差别的。第三，建筑规范上的差异，这也给德国建筑师带来很大的困扰。第四，在与国内设计单位合作的过程中，可能会碰到很多理念上的冲突、工作习惯上的差异、不同地区间的时差，以及图纸传递上的不便等。比如，由于绘图软件系统兼容性的问题，文件中的中文字符常常会出现乱码的现象。第五，设计收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收费标准要比德国低很多，作为德国事务所，我们要考虑做中国的项目是否能回本。

AP / 您对目前中国建筑市场的环境有何感想？对境外事务所而言有哪些新的挑战？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吴蔚

“总体而言，我觉得中国的开放程度在全世界算是比较高的。过去大家对境外建筑师有很高的期许，但同时也会有比较高的容忍度，特别是对在建筑规范和语言表述上可能出现的一些差错，会给予比较充分的理解。”

在过去20年的高速发展中，大量的境外建筑事务所进入中国。现在大家已经见过很多精彩的设计方案和实际项目，因此在设计创意方面也会有更高的期许。但同时又希望境外事务所的设计能够符合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在反应速度、规范认知，还是造价控制方面，都能有国内设计单位所具备的超强落地实施性。

此外，当下建筑的功能越来越复杂，业主方越来越看重团队实施过程中的整体水平和能力，近些年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以联合体形式进行设计竞赛的情况。由于建筑师事务所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单专业的参与者，如果涉及到商业策划、规划、交通等方面的问题，可能就需要寻求联合体形式的专业咨询或协作。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有效分工，而不是互相内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联合体这种方式反而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现在境外事务所有时候会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大家会担心外国建筑师是不是过度抢占中国市场？这些讨论是有理由的，但我认为建筑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建筑师应该更自信地走出去，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允许国外的建筑师到中国公平竞争。

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本土的建筑师，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独立的明星事务所，在过去的20年中发展得都非常快，他们的水平和能力已经可以跟国际上的一些大公司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中国的业主可能会审美疲劳，希望有更多不同寻常的新想法。这有时会给我们造成一点压力，特别是在某些城市参加资格预审的时候，大家会说怎么老是这些面孔？我们也因此失去了在某些地方参与竞赛或中标的机会。

AP / 能否谈谈gmp的核心设计方法及重要代表作品，在中国实践的过程中是否根据当地情况作了一些调整？

吴蔚

“简洁性、多样统一性、独特性与条理分明的秩序是gmp在设计上一直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

gmp有着自己的设计风格与建筑追求，并不是说来到中国就放弃这些设计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是要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使项目能够更好地落地。我们目前在中国大约有140个建成项目，每个项目都不简单，其中有几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我们最早中标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实际上奠定了gmp对中国市场整体上的信任和乐观。这个项目是一个公开的国际竞赛，而我们当时在南宁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关系和人脉，这种情况下的中标更加坚定了我们在中国发展的信心。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 Jan Siefke

第二个比较有意义的项目是深圳会展中心（第二轮选址在福田中心区）。2001年我们赢得了这个项目，当时正是gmp进入中国的两年后，我们在北京参加的很多项目后来都折戟沉沙，因而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入不敷出。深圳会展中心实际上是给了处于困局情况下的gmp继续在中国发展的信心。

深圳会展中心 © Jan Siefke

第三个项目是在2004年中标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我觉得这是gmp在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项目。它不仅是我们在中国的所有项目中级别最高的，也是难度最高、最受关注的。这个项目涉及到新老建筑如何结合的问题，体现了gmp在哲学层面上对于中国文化与传统建筑的思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 © Christian Gahl

第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上海东方体育中心，这个项目是我们在体育建筑上一次小小的创新。设计不仅考虑到结构的美感，保证了整个空间和功能的合理性，还有一些浪漫的曲线元素的应用，体现了gmp在体育建筑上新的思考。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 Marcus Bredt

最近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去年刚刚落成的亚洲金融大厦，这个项目诠释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及其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无论是整体概念体系的考虑，还是建筑形式的选择，包括室内空间的设计都是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但这并不是对古典语汇的照搬硬抄，而是对中国建筑精神上的一种解析，然后用现在的语言在新建筑里表达出来。

亚洲金融大厦 © CreatAR

AP / 似乎gmp在国内的项目都是偏巨构类的建筑，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吴蔚

“我们想传达的是，gmp并不是只会做超大型的项目，我们也可以做小而美的项目。”

对，这是外界对我们的印象，但其实我们在德国做过很多有意思的小项目，包括冯·格康先生曾经做过的一个观鸟塔，是一个纯粹的木构建筑。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能在中国举办一个特别的展览，来展示我们做过的小型项目。题目我们都想好了——小就是美（Small is also beautiful）。

观鸟塔 © Marcus Bredt

观鸟塔近景 © Heiner Leiska

从gmp在德国的项目中可以看出，gmp的确一直擅长做大型的公共建筑甚至工业建筑，例如机场、会展中心、火车站、体育场以及飞机机库等。建筑和结构的密切结合是gmp在设计上的一个强项，事务所很注重通过合理的、巧妙的、具有美感的结构来呈现建筑的美。

与做小项目不同的是，大型项目的设计对建筑师的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而且建筑师对空间尺度的把握之于项目而言非常关键。正因为大项目做多了，具有了一套经验性的感觉，之后的项目便能应对自如了。前不久庄惟敏院士和我说，他非常欣赏gmp对大型公共建筑的把控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圣地亚哥·伯纳乌体育场改建

© gmp Architects+L35+Ribas

AP / 在中国，gmp如何保证项目落地的品质？不同地区的项目在建造标准上有何差异？

吴蔚

从1999年我们开始在中国做项目起，一直有一个服务“菜单”，一开始很多业主对此不太习惯，甚至我们国内的合作伙伴也不太习惯。这个“菜单”主要包含了4部分的工作内容，分别是项目的方案设计、单专业的扩初设计以及对外观效果有影响的节点大样、施工图阶段对图纸的审核、施工阶段时的现场服务。最后这部分也是德国建筑师特别看重的工作内容，因为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需要建筑师把关的问题，这与我们国家现在推行的建筑师负责制异曲同工。这4个阶段的工作，能保证我们从头到尾跟进和把控项目的进度和质量，而不是简单做一个方案。

坦率说，经济发达的地区，不管是建造的工业化程度，还是材料的选择、施工队伍的经验，各方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而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对建筑施工的质量、精度的把握尚有不足，甚至一些工艺做法，可能都不能完全掌握。

项目的周期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我们在做东方体育中心的时候，虽然上海的设计和建造水平都已很高，但要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体量的体育建筑，实际上仍有很大的困难。gmp一贯的做法是利用钢结构来展现体育建筑的美感，但它成了这个项目的一大挑战——如果要将钢结构全部裸露出来，需要经过非常仔细的设计和施工，才能使落成建筑达到我们的要求。

由于项目周期十分紧张，我们最后决定采用金属铝板的做法。因国内幕墙体系工艺已相对成熟，在我们的参数化设计完成后，工厂很快便完成幕墙的制作和加工，并将其运至现场进行快速安装。这不仅保证了项目的整体完成度，而且节省了很多时间。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因地制宜采取的一种特殊方式。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 Marcus Bredt

AP / 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留下过哪些遗憾？

吴蔚

一方面是对原创方案未能完全呈现的遗憾。比如，今天大家看到的国家博物馆并不是简单地按当年中标方案实施的成果，而是经过多轮讨论修改后的结果。原本的概念是设计一座非常简洁的现代建筑，所用的21世纪建筑语汇将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建筑语汇形成对比，以新衬旧，以旧显新，人们在这样的空间中能够感受到时代的变迁。而中国文化提倡的是和谐的思想，希望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建筑应更多地在形式、色彩、语言上与老建筑保持亲缘性。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选择放弃中标时采用的新旧对比的思维，转而采取新旧互相融合的方式。坦率而言，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虽然我们对最终的呈现结果还比较满意，但对原方案未能实现依然会感到遗憾。

另一方面是未能参与项目全过程的遗憾。一些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只参与到方案设计阶段，这就导致了原来方案中的精华会在深化的过程中丢失。比如广州琶洲岛上的广报中心项目，我们方案中标后由国内的另一家单位负责完成。从形式和外观上看，实现的建筑和原方案好像十分相似，但仔细看又有很多不同。gmp的设计想法需要经过从粗到浅、从总体到细部的深化过程，对立面节点、细部构造等方面有非常严格的把控，才能在最终建成效果中实现。而这个项目因后续工作的缺失，就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实际上，我们在广州参与设计了很多建筑作品，包括最近完成的唯品会琶洲总部大厦，最后建成的效果大家都非常认可。

唯品会琶洲总部大厦 © CreatAR

AP / 当遇到矛盾时，如何说服业主接受你们的设计理念？

吴蔚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要思考业主持不同意见背后的真实原因，再通过我们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建筑师在与业主沟通对话时要多花点心思。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要交出不同的方案以供比较，去争取说服业主，但这会花费很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而对话式设计是gmp一直秉承的方向，其中一大部分的对话是要和业主对话。

AP / 在中国进行大量的建筑实践后，这些设计经验是否对gmp在其他地区的建筑作品产生了影响？

吴蔚

“是的，gmp在中国的实践对gmp起到了很大的反哺作用，而且我相信建筑文化的交流永远不是单向的输出或输入，它一定是双向的。”

我们在中国经历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项目，如音乐厅、大剧院等大型演艺类项目，使得gmp团队在很短的时间内积攒了很多经验。这一整套非常成熟的设计成果对我们在欧洲的实践有一定的帮助，例如我们在德国改建的德累斯顿文化宫。

另外，中国开展项目的速度比德国快很多，这也迫使建筑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很多重要的决策。尽管慢工出细活，但我们在中国项目中培养的果断的决策方式，恰恰对我们在德国项目上效率的提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gmp进入中国市场这件事，给本身公司的企业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整个公司正在向更加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这促进了企业文化变得更加多元。gmp尽管规模很大，但其实向来是一个特别德国本土化的设计公司，到中国之前，只是偶然参与一些国外的竞赛和项目。现在，中国是gmp在德国以外第一个有大量作品的市场，而且整个事务所架构中的中国籍员工数量仅次于德国人。

德国德累斯顿文化宫改建 © Christian Gahl

AP / 您成为合伙人之后，工作的重心有变化吗？能否分享gmp针对中国市场在未来有何规划？

吴蔚

“如何统筹未来5年、10年、20年的发展？怎么做好新老交替？以及如何保持公司旺盛的竞争力？这些是我们目前正思考的问题。”

工作重心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gmp的所有合伙人都有参与一线设计的职责，同时还有管理的职责，而我的职责更多的是中国项目整体的管理和运营。从一开始，这部分工作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现在可能更多地还要考虑公司的发展，不光是针对中国，还有整个gmp的下一步发展。

实际上我们没有特殊的规划，不仅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以前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现在共有597位员工，其中建筑师有近500人。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一个建筑事务所的规模应该有多大？我们不想把扩充看作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更想稳固地做自己擅长的项目，更好地控制项目的质量。

一旦事务所的规模发展到特别大，公司就需要换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单是经营上的管理，更重要的是gmp的设计理念该如何延续和体现。如何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不丢失自我、保持gmp的设计理念、独特的建筑风格？这是我们一直在琢磨的事情。

南昌东站 © gmp Architects

AP / 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吴蔚

从我个人的发展来讲，出国留学的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并且拓展了我的视野，对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年轻人有机会去国外留学或者工作，我都特别支持。这并不代表说国内不好，我认为在深度接触另一种生活后再回来，对很多事情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看法。

其实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南京等都是建筑思潮非常活跃的城市，在这些地方可以更容易接触到大师作品。而在与此不同的小城市，不一样的周围环境和项目类型，对年轻的建筑师来说可能是一个更艰巨的考验。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学会坚守自己的底线，尽管这一点很难。

AP / gmp常被外界贴上理性的标签，您对此有何感想？您也是一个理性的人吗？

吴蔚

一个人肯定是理性和感性两面都有的，这还要看是决定什么事情。我想在我的内心深处，理性的一面更多一些。不过冯格·康先生的性格中有很多感性的成分。如果你跟他打交道，会发现他做了很多感性的决定。比如，当2001年gmp走到了一个正思索中国业务该不该往下的十字路口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从理性的角度来讲，这事我们应该停下来。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事是应该继续做的。”所以，有时候，这种在理性之外的、偶然的感性决定往往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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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 张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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