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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果川:我一直处于精神危机之中
    建筑师

    临时杂志 · 2022-05-06 15:03:14

壬寅虎年 · 里应外合

冯果川

建筑师

教育者/写作者

01 建筑学的危机

临时工:根据齐泽克的观点,“环保”或多或少是出于一种纯粹的主观欲望:“环保主义者”为了“保护环境”的欲望而发明了完美却并不真实存在的“环境”。同理,建筑师是否也为了某种虚幻的欲望而发明了“建筑学”?

冯果川: 有个英国的建筑理论家说过“建筑学”是建筑师创建的一种邪教。包豪斯的口号之一就是“从零开始”,每个学生都要经受剧烈的心理训练,以达成精神系统的重建。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针对住校生建立了一套专制的政权制度;另一位老师约翰·伊顿是拜火教的狂热信徒,给学生灌输的是邪教般的神秘实践理念,成天带着学生一起吃大蒜。 所谓“建筑学”不过是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建筑批评家、建筑史学家、建筑媒体等群体共同建构出来的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一个知识的权力系统: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利益。如果你要去质疑“建筑学”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和这台庞大的权力机器做斗争。

约翰·伊顿

“建筑学”是否客观存在是无法证明的,就像你和我是否客观存在都是很难证明的。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阐述过“缸中之脑”的假想:如果将一个人脑装入盛有营养液的缸里,用计算机通过神经末梢向它输入电信号,那么大脑所体验的世界便是个虚拟现实,而大脑对此无法分辨。《黑客帝国》和“庄周梦蝶”讲的都是这个。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建筑学”是假的,世界是假的,你我是假的,So What?难道咱们彻底躺平吗?

作者:[美] 希拉里·普特南

临时工:是不是任何领域都存在着某个权力系统?个体很容易被它所吞噬?

冯果川:就拿艺术圈举例吧,他们是美术馆、画廊、经纪人等等形成了一套玩法、一个闭环,这种体制可以吞噬任何物理性或精神性的作品。我挺喜欢艺术家葛宇路的那个“葛宇路”路牌的作品,他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进行直接操作,完全脱离了艺术家的身份和其背后的一整套生产体系,于是他逃逸在这个体制之外了,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边缘人,甚至是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表面上是在质疑和破坏这个系统,实际上还是在臣服于这套游戏规则,所谓情怀不过是在贩卖商品而已。如何逃逸出去建立起新的关系,是在任何领域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图片来源:凤凰新闻

临时工:“建筑”似乎是比“房子”多出了什么,如果我们把这部分剩余称为X,是不是就是它令建筑师产生了想要理解、阐释的欲望,而X恰恰是不可言说、无法达到的,建筑师发明出的接近X的话语就成了“建筑学”?

冯果川:这个剩余的X可能会让建筑师产生某种快感或者欲望。如果“建筑”是“房子”加X,那么“房子”又是什么?也许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加上X。如果这样无限追问拆解下去,到最后就是一场空。社会大众到底需不需要“建筑学”?还是说“建筑学”只是学术圈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需要不断地批评建筑学术圈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割裂,而且是对双方都要批评。我们既要去批评大众的庸俗和懒惰,也要批评建筑师的封闭和傲慢。我个人觉得,所有人类创造出的事物,都会有一个附带的X,这就是游戏的规则,如果把X去掉,游戏就会停摆。而且我相信X一直都在变,虽然我们得不到真相,但依然可以坚持去追问什么是X。

临时工:我们现在依然在频繁讨论过去建筑学的理论和知识,但它们是脱离当下现实中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的。这样是否会形成思维固化,造成“知识输出型”建筑师的过剩?

冯果川:柯布作为一个没上过学的建筑师,一直在抨击巴黎美术学院的教育。在他的年代,巴黎美术学院是一种教条,到了今天,柯布便成了新的教条。是的,“教条”换了,但是“教条”永远都在。简单来看,它背后就是一种权力体系的打破和重建。巴黎美术学院的教育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权力话语体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柯布作为在这个体系外的人要这么拼命地革新,因为他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体系,掌控新的话语权。用福柯的话说就是通货嘛,像货币一样。旧的货币被废了,财富就要重新被洗牌,通过新货币的流通就重新建立了一套权力体系,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作者:[法] 米歇尔·福柯

至于掌握了这种权力的人为什么不愿改变?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方面是懒惰,于是“不变”就成了最经济的巩固和维护自己权力的方式,结果市面上流通的总是陈旧的东西。 就像我喜欢的一些建筑师,比如说石上纯也、伊东、库哈斯,这种喜欢是因为我从他们的设计里看到了一种想象力、一种天真、一种对真相的不断追寻。他们一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追问建筑可以是什么?建筑可以不是什么?这种追问对于推动建筑学发展是良性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些建筑师在研究哪一种建筑学说或者风格能够在今天获得支配性的话语权,于是投身其中,这样做便可以顺利将自己纳入到新的权力结构里去。这样的投机分子也可以拿普利兹克奖,并且成功地教育和洗脑了很多人继续参与到这种投机的行为里面去。

临时工:你认为建筑学教育需要怎样的变革?

冯果川:是否需要变革也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如果一个学校的教育和时间是匹配的就没有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的时间是很慢的,“不改”也许反而是对的,只要这种教育跟现实是有所连接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有些学校所谓的“教学改革”并不是为了顺应现实而进行的必要革新,而是为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重建新的权力体系,然后把自己推到顶上去,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变。我认识一位年纪稍长的大学教授,他就和我吐槽时下最流行的用diagram做设计的方式,说现在没有学生在意房子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和构造做的,连基本的空间组织和尺度都不讨论,就是一串看上去很调皮很可爱的diagram一摆,闪烁着“抖机灵”的智慧,然后“啪”就变出一个房子。这位教授的吐槽可能显得有些因循守旧,可是大家摸着良心想,谁家的设计是靠一根儿线的思维想出来的?这绝对不可能啊。用diagram推导出设计的方式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当它变成单一的统治性的方式就值得怀疑。

图片来源:BIG

0‍‍‍‍‍‍‍‍‍‍‍‍‍‍‍‍‍‍‍‍‍2 建筑师的危机

临时工:新的设计方法和建造技术是不是依然需要被质疑而非全盘接受?

冯果川:就拿3D打印举例子,它肯定是很有前景的技术,我只是觉得它也有局限,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自由。当下大部分建筑的构造是含有丰富层次的,用拉康的观点解释,它仍处于“口腔期”。“口腔期”思维就是我们对“丰富性”有一种欲求,就像小朋友处于“口腔期”的状态,对世界的丰富性充满好奇,什么都要放到嘴里吮吸品尝。当心理发展到“肛门期”后,人会满足于排便时的快感,人的欲求会从对丰富的渴求转向单一的控制,它是匀质的而不是多样的。我就觉得3D打印和这个排泄的过程类似,预示着建筑学将进入“肛门期”时代。其实现代主义本身就处于“肛门期”的门口,白盒子式的建筑所反映的就是对于“去材料”后匀质性和对形式严苛控制的痴迷。你要是说我就喜欢做“肛门期”建筑师,没问题,你看很多处于“肛门期固结”的日本建筑师不都过得挺好。

3D打印建造过程

临时工:我们的现实日常生活、当代人生存和精神状态似乎已经越来越网红化,“网红建筑”是否恰恰正是对这种社会现状的真实回应?

冯果川:“网红建筑”的确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精神的建筑,但是它不一定是好的建筑,因为这个时代可能就是有病,不仅有病,它还在后退。我们正在大步“退”入一个“新”时代。我不想全盘否定“网红建筑”,只是我觉得它有点太简单、太情绪化了。不过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要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况且绝大多数建筑师不都是希望传播自己的作品吗?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媒体正驯化着知识和创作,今天的很多建筑师根本不是依据建筑学的这套知识体系(当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个知识体系也确实值得怀疑)去设计创作,而是依照媒体的传播规律和喜好。但以前似乎也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赖特的“流水别墅”的选址策略是让它变成美景的一部分成天被水泡,而不是放在美景的对面让居住者可以欣赏呢?因为他在意的就是这个便于传播的画面,而不是居住者在房子里看到的画面。当然人家赖特成功了,实现了晚年的咸鱼翻身。这种心机也很正常,人性如此。有人追求名利,有人追求真相……就看谁在这个时代的声音大吧?

图片来源:Archdaily ©H. Mark Weidman

临时工:你怎么看待自由?

冯果川:首先“自由”是什么?想吃吃,想玩玩,想睡睡,这叫自由吗?那猪是最自由的。我们至少要在该吃饭的时候节食,该工作的时候玩耍,该睡觉的时候熬夜,这才体现出了一种对自然规律的超越对吧?这就是康德认为的自由。他觉得如果“为所欲为”只是停留在自然需求的层面没啥意思,至少要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为所欲为才有点意思。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却认为“自由”是一种当你受到压迫活不下去的时候,作为一种抵抗,被召唤和建构出来的一种东西。所以康德的“自由”是一种内在于个体的主动的道德追求;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由”是被外在的社会“压迫”催生出来的,没有压迫就没有自由。这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关于“自由”的讨论和学说有太多了。然后再讨论要不要“自由”,一般人都觉得自己是要自由的,但这是真的吗?换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视角,人活着最经常干的事却是逃避自由。

作者: [法] 让·保罗·萨特

我鼓励我们每个人去寻找自己真正认可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最好不是特别轻松得来的。其实就两点,第一是要看很多书,第二是要有充分的实践,书是别人的思考、别人的经历,你要有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思考。通过这两者不断地比对、否定、调整,你就会获得你自己关于“自由”的观点。 不过这个过程挺痛苦的,因为你从小到大,周围的父母、老师、社会都在影响你,你很容易被塑造成他们所认同的人,你要把自己过去整个教育和生活的经历和印记彻底否定,简直像扒层皮一样。做家猪的话可能会幸福一生都没有怀疑,直到挨刀一瞬间痛苦一秒;做野猪的话一生都痛苦。

临时工:国内的建筑师似乎缺少为个体服务的机会,除非做室内设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冯果川:我觉得建筑师做室内设计是件好事。对于建筑市场而言,房地产商已经高度集中,趋同非常严重,他们需要的是效率而非创造力,但你只能是被他们制定的市场规则来规训。现在很多地产商都不盖售楼处了,因为全市就那几个相同的户型,没啥可展示的。很多时候建筑师没有在和具体的人打交道,在这个现状无法改变之前,室内设计其实是一个让建筑师有机会面对活生生的、不同个体的机会,它会使建筑师这个群体的思维变得不一样,这也会倒逼中国的建筑学院所教的这种“眼里没人”的建筑学,变成一种“眼里有人”的建筑学。而且做室内设计周期短反馈快也挺开心的,真要是机缘巧合签了个地标合同,甩都甩不掉,好几年就搭进去了。如果人员没有变动,我这些年都要面对同样的人,合得来还行,合不来的话就会很痛苦。

临时工:你觉得建筑师会不会被所谓道德感或者社会责任感所束缚?

冯果川:我觉得建筑师现在是道德感太少了吧?你看看像我这样的人,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开发商或者政府设计建筑,我要是一个特别有道德感的人,可能现在都没法面对自己。我觉得还是快用道德感束缚一下我们这些建筑师吧。其实很多中国的建筑师还是挺自私的一个状态,比较犬儒主义,没有什么超越性的追求,说白了也没有什么道德感。而且谁有道德感,就会被人觉得是神经病或者伪君子,要么是疯了要么是装的。我自己就是那种“乐观的悲观主义”:我没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好,也许我会去幻想,但我知道那是个幻想。现实中的世界会怎样我不知道,大概率应该是会变坏,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应该做一点什么事,算是道德上的一个愿望,至少对我自己犯过的错误算是一种补偿。我确实经常在犯错,如果我肯花一点时间去做些正确的事,对我的内心也算是一种救赎。

03 冯果川的危机

临时工:你如何看待“自我”这件事情?

冯果川:我个人对拉康的精神分析特别感兴趣,按照拉康的说法,“自我”其实就是一个幻觉。人没有什么“自我”,这就是拉康跟美国精神分析最大的冲突。美国的精神分析疗法是帮助你去建立“健康”的“自我”。但拉康就觉得这是种严重的误导,“自我”本身就是个幻觉,你让一个人去认同这种幻觉,不是给人家埋雷吗,也许哪天他就发现我靠“自我”原来就是一个幻觉啊!人就彻底崩溃了。拉康实际上是希望人去意识到:你所认为的“你”不过是一场幻觉、一个镜像,它是虚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你需要去面对的其实是当下自己欲望的真实。

作者:[英] 迪伦·埃文斯

其实我也没能摆脱对“自我”的想象,但理性上我会对这种想象保持警惕,同时也要对这种“警惕”保持警惕。警惕本身也是一种逃避真相的借口。比如我虽然如此的堕落,但是我能认识到我的堕落,但这种认识依然没能阻止我的堕落,我依然无法掌控自己。这个功课其实挺难的,我也不认为我能做得好,建筑师确实应该去认识到自己自恋的那一面,尽可能找到一些工具帮助自己克服一下,要有相应的勇气去认识真相。

临时工:在你过往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遭遇过精神危机?

冯果川:我一直都处于精神危机之中,现在也是。有一次比较严重的精神危机是发生在中学时期,那时候中国的“性”特别开放,比现在开放多了你知道吗?街上的书报亭都摆满了色情小说和刊物,还有很多裸体的挂历,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儿买回去怎么往家里挂?反正87年、88年那段时间很多,特别是89年的时候,简直铺天盖地。我在内蒙那么偏的地方,就看到连新华书店、邮局也卖这些,到处都是。虽然称之为“人体艺术”,那也太堂而皇之了吧!我小时候受的思想教育还是比较禁欲的,身处青春期的我当时就震惊了,世界怎么一下变成这样了?

青年时期的冯果川和哲学家徐敏

然后吧,我特别想看,但又不太敢看,那种矛盾和纠结简直了,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社会要给我出这么一个难题!那对我而言是个相当大的震动,彷佛眼前的世界突然要打开了。89年又发生了那么多大事,苏联政变,柏林墙也倒了,(下面受法律限制删除一百个字……)我总觉得这个世界马上要整个颠倒过来的那种感觉,结果突然一下子又什么都没了。

青年时期的冯果川和好友石岗、朱晔在广州

那种短时间内突然迸发的自由状态真的让我吓了一跳,但是它又戛然而止,之后又完全地翻转过来,再之后到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有一个大反转。80年代是精神上一个比较丰富开放的状态,90年代是物质上的富足,吃穿不愁,但精神贫乏。总之,我的成长过程中,思想上一直都有很大的变化,就跟烙饼一样,一会儿这面儿,一会儿那面儿,精神被来回摔打,你说能不危机吗?眼下疫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很大的危机,未来怎么样是非常不确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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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冯果川和好友石岗、朱晔、张海在广州

临时工:你是不是一个很愤怒的人?也不打算追求内心的平静?

冯果川:我承认自己是比较狂躁的一个人,这是我的问题。我确实会在工作或是待人接物中表现出一种急躁甚至是愤怒。这个有些时候确实是不对的,尤其是在跟自己的同事之间。一般如果我对级别比我低的同事发火的话,事后一般都非常愧疚,但如果我对我的老板发火,就不太会愧疚。有时候我也对政府或者开发商发火,这种情况下的愤怒本身还有一定建设性。当然有时我也会为自己的愚蠢和无能愤怒和崩溃。我的狂躁和平静是重叠在一起的,它们本质是一回事。很多时候我在发火的时候,其实会感到内心很平静,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像我这样的人也不相信自我的统一性,我自己就是很分裂的状态,我既愤世嫉俗也悲天悯人,同时也蝇营狗苟、唯利是图。还好这种分裂的状态到目前为止我都能受得了。

青年时期的冯果川

临时工: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转变?

冯果川:我算是一直都在黑暗中摸索,没有什么光亮,没有体验过像路易斯康那样51岁“啪”一下就顿悟了的感受,没有发生过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总体来说我还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一个精神上没有完全死透了的人,仅此而已。偶尔我会觉得应该做点事,于是就花些时间去做了点事,做完以后觉得虽然做得不太好,但是至少能让自己的人生没有那么空虚,有那么一点点价值就可以了。我周围有很多真的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他们真的可以放下对世俗名利的追求,全身心投入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里面,我很佩服。但我扪心自问,还是想每天浑浑噩噩的好一点,至少这样快乐一点。我不是那种对自己很有要求,很能去约束自己的人,我比较懒惰。做建筑对我来说也算有价值,至少可以通过这个事情认识社会,也能养活自己。但总觉得这个要求还是低了一些,所以就做了儿童建筑教育,这可能是对我的生命更有意义的事。包括现在跟你们聊天儿对我来说都属于人生中最有意义的那部分,你看我为了做这个采访没吃饭,还翘了班儿,幸好目前为止没有公司的电话打进来。

青年时期的冯果川和好友石岗、王磉在深圳蛇口

冯果川和好友石岗、李涟、徐丹在广州美院

采访&编辑:吴俣、季子潇

冯果川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筑博执行首席建筑师

童筑文化儿童教育创始人

通过建筑和城市设计实践参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通过写作、研究、教育等方式对城市化进行反思。无论实践还是反思都有着清晰的空间政治学维度,观察意识形态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关注空间与主体的相互作用以及当下主体的命运。近年业余时间尝试面向儿童的建筑教育,希望通过建筑学帮助儿童身心智和谐、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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